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116478号馆文选__蜀轺纪程 巴林纪程

文祥与“同治中兴” 　　白文刚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同治年间，清政府渐次镇压了几乎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暂时逃脱了灭亡的厄运，并呈现出些许革新的气象，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作为中兴事业最重要的开创者，地方大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和中枢领袖奕(讠斤)受到了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产生了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同样对中兴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中枢大臣文祥却一直没有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研究非常薄弱。 　　文祥（1818—1876年），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是晚清同光年间最杰出的中枢大臣。他亲历了“同治中兴”的全过程，在清王朝的内政外交诸方面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为清王朝的“中兴”事业和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后王政治格局中的核心重臣 　　 　　所谓后王政治格局是指辛酉政变后，在清廷中央形成的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政治合作模式。在此格局中，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握有实权，具有野心）代表皇帝掌握皇权，恭亲王奕(讠斤)则以议政王的头衔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两个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处于领袖地位，掌有政府实权。文祥在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和维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这一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核心重臣之一。 　　后王政治格局是在辛酉政变后形成的，而文祥则是辛酉政变的重要参加人之一。在与政变密切相关的１２道《热河密扎》中，恭亲王在热河的亲信多次提出要把密札送文祥阅看，而文祥也对发信人多有指示[１]（pp．６４０～６５７）。这表明作为咸丰北逃热河时惟一留守北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在辛酉政变前已经站在了奕(讠斤)一边，并且作为奕(讠斤)集团最主要的成员之一参与了谋划。政变前夕文祥又和奕(讠斤)、桂良、贾桢、周祖培等人一起受到刚刚返京的两宫皇太后召见，商量政变计划，并参加了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革职拿问的政变行动。此后，文祥还参加了对肃顺集团的审讯和稳定政局等善后工作。显然，文祥积极参加了后王政治格局的缔造活动。 　　这一政治格局在同治年间并非稳固不变。随着政治经验的增加和政治地位的日趋稳固，慈禧太后开始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削弱奕(讠斤)的权势。文祥认为后王政治格局是清王朝转危为安，谋求复兴的政治基础，所以在奕(讠斤)两次被罢斥时都竭力予以保全。１８６５年（同治四年），慈禧利用编修蔡寿祺一份并无实际证据的弹劾奏折，突然革去奕(讠斤)的一切差使。后来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之下，慈禧才不得不恢复奕(讠斤)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在这一转圜过程中，文祥起了突出作用。在奕(讠斤)被罢之后，文祥多次陈奏，反复说明奕(讠斤)只是习气太深，绝非别有用心，竭力打消慈禧的疑虑，并以“国家非王不治”劝谏慈禧[２]（p．６５７）。当时同为军机大臣的李棠阶认为文祥“恳切周至”的奏对对事情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３]（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十六日）。１８７４年（同治十三年）奕(讠斤)因反对刚刚亲政的同治为慈禧重修圆明园而遭到第二次罢斥。文祥又率军机大臣反复吁请同治收回成命，甚至被黜也在所不惜。终于迫使慈禧出面，再次恢复了奕(讠斤)的职务。文祥逝世之后，１８８５年（光绪十年）奕(讠斤)第三次遭到罢免时，就因没有文祥这样的大臣为其申辩而黯然淡出了政治舞台。后王政治格局也宣告彻底解体。 　　文祥不仅是后王政治格局的重要缔造者和维系者，而且还是这一政治格局中的主要实权人物之一。作为恭亲王最主要的助手，文祥凭借自己的权位、才识和声望在同治政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人鲜能及的影响力。在同光年间，他不仅兼任尚书、都统等要职，而且荣膺武英殿大学士，并且从１８６３年（同治二年）起到１８７６年（光绪二年）病逝，十四年间，一直是晚清最重要的两个中央机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地位仅次于奕(讠斤)的实权人物。尤为重要的是，文祥不仅有自觉的使命感，而且对迎面而来的西方文明也有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态度，他曾在７０年代上书慈禧太后，赞扬西方议会制度说：“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４]（p．１１６９１）当时重臣中能有如此胆识者，实属凤毛麟角。凭借自己的忠诚和才智，文祥一直受到清廷的极度信赖和高度器重，被视为“肱骨心膂之臣”[５]（卷一，页一）。文祥的忠恳还得到了朝野人士的一致认可，甚至奉保守派代表人物倭仁为师的李棠阶、翁同龢对其也多有称赞。同为军机大臣，并且年龄长于文祥的李棠阶曾由衷赞叹说：“文博翁能顾全大局、敷奏恳到，诚能格天，忠能信友，社稷之臣。吾师乎！吾师乎！” [３]（同治四年三月十八日）翁同龢也称赞文祥忠恳，“于中外事维持不少”[６]（p．４４）。翻阅当时的文献著述，对文祥的赞扬推崇比比皆是，而批评却甚为少见。尤其他的忠恳和清廉几乎无人置疑。上述种种因素，使文祥成为后王政治格局中极具影响力的中枢大臣，同治前期甚至被看做是“文祥沈桂芬时代”[７]（p．１４）。 　　后王政治格局是所谓“同治中兴”的政治基础。作为后王政治格局的核心重臣，文祥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才智，在同治和光绪初年的内政和外交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奕 (讠斤)因屡遭压制，“任事不能如初”后，全靠“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４]（p．１１６８９），朝局才得以维持，保证了权力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 　　 　　近代外交的开拓者 　　 　　文祥是同治朝外交战略的主要制订者和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由奕(讠斤)、桂良和文祥联名上奏的《统筹夷务全局折》，是对同光年间清政府处理中西关系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它全面分析了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内外形势，认为英、俄等西方国家只不过是“肘腋之患”、“肢体之患”，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才是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建议清廷要集中全力镇压农民起义，而对西方国家则“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８]（p．２６７５），依照条约开展和平外交，同时展开自强运动，增强国防力量。 　　据王家俭研究，文祥很可能是该折的主稿人，尤其六条善后意见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皆为文祥首倡其议[９]（p．２２，p．６）。总理衙门的建立自然有屈从列强要求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开创性制度建设。它表明清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部分改变绵延数千年的天朝上国观念和朝贡外交体制，采用某些西方的观念来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同文馆的建立则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统筹夷务全局折》是中兴乃至此后晚清外交的纲领性文件，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晚清外交中重要的制度建设，文祥在这两件事上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总理衙门的“实际负责人”[１０]（p．５７）。文祥在长达１５年的外交实践中不仅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努力维护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而且克服重重阻力，艰难地推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同治外交是建立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文祥亲自参加了《北京条约》的谈判，对此自然非常清楚。但是面对强敌，他认为理智的做法只能是“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穆，而隐示羁縻”[８]（p．２６７５）。避免给西方列强造成进一步侵略的口实。为了切实履行条约，他于奉天（今辽宁）镇压农民起义时，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还拨出一部分队伍去防守营口，认为“营口系洋人通商处，不能不防”[５]（卷三，页五十一）。对于条约之外的分外之索，文祥则竭力予以抵制。《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对此文祥不能推翻。但是他对传教士依恃武力，经常干涉地方公事极其不满。早在１８６２年（同治元年），总署就制定了传教章程，明确规定不准传教士“干涉公事”[１１]（卷九，页二十八～二十九）。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文祥又和沈桂芬议定了八条传教章程，严厉限制传教士违反法令，胡作非为。尽管遭到各国的无理拒绝，但是文祥“持以镇定，丝毫不为所动”[１１]（卷八二，页十二）。 　　文祥深知要搞好外交，必须改变过去的封闭心态，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以求能够洞悉对方底细，熟悉对方习惯，尽一切可能减少中国权益的损失。为此，在《统筹夷务全局折》中就提议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文字，并且要求各海口地方官将内外商情和外国新闻纸“按月咨报总理处”[８]（p．２６８０）作为总理衙门了解外国情形的参考。总理衙门成立后，文祥又积极支持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翻译国际公法，并开始在外交中予以运用[犤１２]（p．２９５）。 　　文祥还致力于向海外派遣使节。为了寻找一个妥善的方式，他曾经和另一个总署大臣董恂多次讨论，终因人才、礼仪和士大夫的舆论压力等问题而迟迟不能成行[１３]（卷二，页三四）。１８６６年（同治五年），乘赫德返英的机会，文祥奏请派前山西襄陵知县斌春带两名同文馆学生以游历为名随赫德到欧洲考察。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官员到西方世界，虽非正式使团，但是暗示了中国打算派遣使团的意愿。第二年，美国公使蒲安臣任满回国，文祥又趁机邀请其作为中国政府的专使，率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各国，为未来的遣使做准备。蒲安臣使团是清政府派往西方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使团的设置上，文祥等人可谓是煞费苦心。一方面任命蒲安臣为首席代表，以避免由于礼节和中国使臣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困难，一方面又特别注意提高同行的中国使臣志刚和孙家谷的地位，规定二人与蒲安臣“皆一体平行”[１４]（卷四，页二十一），并且发递信函文书的印用关防，由志刚、孙家谷两人掌握。至于所办事件则要“咨商总理衙门，均俟总理衙门酌定办理，以总理衙门关防为定”[１１]（卷五十二，页二十八）。总之，是竭尽所能限制蒲安臣的权力，以达到“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１１]（卷五十二，页二十八）的目的。这一曾经备受后人讥讽的事件，在当时其实是综合各种因素的开创之举。由于国内强大的保守舆论的制约，直到１８７６年（光绪二年）九月，中国才首次派出驻外公使——派郭嵩焘为驻英公使。此时文祥已经去世四个多月了，但是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 　　公使觐见问题的解决是文祥对同治外交的又一贡献。由于礼仪的争执，从马嘎尔尼访华开始，觐见问题就成了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难点。乾嘉年间，英国两次派至中国的使臣都由于礼仪问题而无果而返。同治年间，这个难题再次出现了。和乾嘉年间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已经不能一意孤行，把使节轻易打发走了事。拖到１８７３年（同治十二年）同治亲政之后，觐见已经不可避免，关键就是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礼仪形式。在当时双方看来，礼仪之争其实是国家尊严之争，因此谁也不愿意服从对方的规定。作为负责此事的主要大臣，文祥一方面和西方公使就礼节问题反复争论，“甚至将茶杯掷碎”[７]（p．１６９），另一方面又反复向皇帝和保守派讲明不得不妥协的道理。终于以西方公使“复于彼国觐见常礼免冠三鞠躬者，愿为免冠五鞠躬”达成协议[１１]（卷八十九，页二十九），觐见难题得以解决。而在觐见之时，又把地点选在清帝会见朝贡使团的中南海紫光阁，这不仅可以使某些礼仪得以模糊处理，而且又暗自提高了中国的地位。后人总认为这是当时统治者愚昧无知的表现，其实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受到创伤但是仍然对自己的文明抱有高度信心的王朝在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大概更为客观。涉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以先进、落后来截然区分。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积压多年的难题，并在以后多年中形成惯例，不论对国内政治的稳定，还是中西外交的维持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治外交极为棘手。一方面外交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中国处于西方大国的联合制约之中；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士大夫还坚持以天朝上国和华夷之辨的心态来看待中西外交。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中国的权益会受到进一步侵害，而且后王政治格局的维系也会受到威胁。在这种内外压力交加的情况下，承担外交重任的文祥以开明务实的态度，运用智慧，巧妙周旋，既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外交局面，又赢得了国内多数士大夫的认可，为“中兴”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他也因此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誉。时人陈康祺断言：“同治一朝，边事尚不至酿成大衅者，相国一人力也。”[１５]（p．３０７）外国人则认为文祥“是（中国）优秀大臣中最进步的”“是中国政府的一位最有远见而且最有能力的顾问” [１２]（p．８９）。总之文祥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拓者之一。 　　 　　自强运动的中枢领袖 　　 　　在尽心维持中外和局的同时，文祥时刻致力于清王朝的自强事业。和当时少数有识之士一样，文祥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敌患，指出：“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并因此断言“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而驭外之根本则在自强。只有自强，才能“使夷顺者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４]（pp．１１６９２～１１６９３），掌握外交主动权。他认为要实现自强驭外的目的，一要恢复和稳定国内秩序，二要加强武备，特别是向西方学习，提高军事装备水平。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积极努力，成为中兴自强运动的中枢领袖。 　　咸末同初，文祥从当时的内外局势出发，提出要以恢复国内秩序为当时的头等大事，认为“内患能除，外侮自绝”[１６]（卷七，页八二九）。为了尽快扑灭农民起义，恢复国内秩序，文祥坚持联汉政策，不仅非常信任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统兵重臣，而且还建议清政府破格起用李鸿章、张亮基、沈葆桢和刘蓉等人镇压农民起义[１６]（卷七，页八二九）。至于力荐沈桂芬入阁，引为同道，从而开创所谓“文祥沈桂芬时代”，更是成为一时佳话。对于旗人中的能干之员，文祥也大加提拔。他曾推荐都兴阿、成明协助僧格林沁镇压捻军起义，而荣禄的发迹也有文祥的提携之力[１７]（p．４５）。不分满汉，惟才是举，调动一切力量镇压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是文祥安内政策的一大特点。选用能臣之外，文祥还积极为镇压起义出谋划策，甚至赤膊上阵，亲手剿杀反叛力量。他曾于１８６５年亲手镇压了东北的王、马义军，稳定了清王朝的龙兴之地。 　　“师夷长技”，开展以军事近代化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是同治中兴最具意义的自强举措。作为洋务运动的两大中央领袖之一，文祥不仅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洋务大员的事业，而且本人也从自强的目的出发，多次提出了引进西学，整顿军队，推进军事近代化的洋务主张。总理衙门也很快由专职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而成为指导洋务运动的枢纽。 　　在《统筹夷务全局折》中，文祥已经表现出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开放心态。随着外交和洋务运动的开展，文祥更加认识到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１８６７年（同治六年）总理衙门奏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科目，引进西学，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馆肄业，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激烈争论。文祥是此议的主要发起人，也是受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猛烈攻击的主要人物之一 [１４]（卷四，页二十二——二十三）。依靠有力的论证和在朝廷的权势，文祥等人在这场大辩论中取得了胜利，从而使同文馆突破了只是招募少数旗人子弟学习西方语言的局限，开始招募俊秀研习西方的天文、算学等先进自然科学。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提高掌握和制造近代轮船枪炮的能力。但是其开风气之先的影响和意义则不限于此。 　　当然洋务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所以文祥的努力也主要围绕军事问题展开。 　　早在１８６０年底上《统筹夷务全局折》之后不久，文祥就上密折指出“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１６]（卷七，页八二九）。建议清政府整顿早已腐败不堪的八旗禁军，选择精锐八旗兵丁专习火器洋枪，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咸丰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有了神机营的成立。神机营是晚清旗兵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使用近代火器的新型军队。文祥不仅是创建这支军队的主要提议者，而且从１８６１年（咸丰十一年）到１８７５年（光绪元年）长期负责管理神机营事务，曾因“督率神机营操练有方，下部议叙”[５]（卷一，页十）。 　　文祥还是最热心于建立近代海防的洋务大员之一。早在１８６２年，文祥就接受英人赫德的建议，率先倡议向英国购买兵轮和趸船７艘，想迅速组建一支小型的近代化舰队。后来由于李泰国和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私下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协议，中国政府拒绝接收这支舰队。文祥的计划破产。作为此事的倡议者，他的声望自然也受到了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建立近代海防的努力。 　　１８７４年（同治十三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重病在身的文祥勉力筹备战守事宜，并和日使大久保利通谈判交涉。终因中国海疆“备虚力绌”[５]（卷一，页十三）而不得不在对无理寻衅的日本做了一定让步之后才勉强解决这一事件。文祥亲历此事，忧愤之情尤其强烈。他偕恭亲王奕(讠斤)联名上折，痛析此次交涉无奈妥协的原因在于十多年来，人人空喊自强之言，而由于种种歧见的阻挠，“迄今无有自强之实”[１８]（p．２６）。并由此提出了练兵、筹饷、简器、造船、用人、持久六大问题，要求朝廷饬令南北洋大臣和沿海地方督抚、将军详细筹议，限期一月内回奏，力图拿出一个加强海防力量的妥善办法。总署的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由此引发了著名的“海防议”，包括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在内的十几位督抚大员参加了讨论。总理衙门的建议基本得到赞同和完善，由此掀起了同治中兴期间造船购舰兴办海防的热潮。此后南洋、北洋海军的建立、实肇端于此。 　　与恭亲王联名上折的同时，文祥又独自上奏，指出总理衙门筹议海防一折，是长久之计，尚需从容会议，但是防范日本则是急不可缓之事。因为“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要求饬令有关督抚“将前议欲购未成之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赶紧筹款购买……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松劲”[１８]（p．３４）。文祥的意见得到了不少督抚以及恭亲王奕(讠斤)的支持。他们认为一则“始事规模不宜过宽”[１８]（p．８５），二则购买船炮防备日本“经费尚可勉筹”并且“势更不容缓办”[１８]（p．１０５）。由于掌权重臣意见相近，不仅文祥的购船意见得到清政府的采纳，而且此后的海防建设也就主要以日本为假想敌了。可惜甲午一战，中国惨败，花费二十多年心血建立的近代海军灰飞烟灭。但是，文祥为近代海防作出的努力还是应该肯定的。 　　收复新疆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件重大事件，也被认为是同治中兴的重大成果。[１９]（p．４３４）文祥对此也做出了非常关键的贡献。１８６５年，中亚浩罕国将军阿古柏乘乱侵入我国新疆，并非法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国”，俄国也于１８７１年（同治十年）借口侵占了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当左宗棠率军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出兵新疆，收复失地的时机成熟了。左宗棠也引以自任。但正在此时，发生了日本入侵我国台湾事件，海防议兴起。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集中力量兴办海防。陕甘总督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放弃新疆的主张，要求海防和塞防并重。一时间朝廷内外争论激烈，而“建议诸臣，多以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划关而守”[２０]（p．２３９），李鸿章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关键时刻，文祥坚决支持左宗棠海防和塞防并重的正确主张，指出“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毁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驰入北路，蒙古诸部皆将扣关入袭，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势必更加被动。而以左宗棠所率的“陕甘百战之师，简锐出关，破未经大敌之寇”不难迅速取得胜利。在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２０]（pp．２３８～２３９），终于使清廷下决心派左宗棠率军出关。文祥深知“军事忌权责不一，号令不专”[２１]（卷一），于是又建议清廷撤回事事与左宗棠掣肘的景廉和袁保恒，从而保证了左宗棠能够得心应手地指挥军队，迅速收复新疆。左氏收复新疆，乃晚清历史上最有效之军事胜利，新疆的保全和日后伊犁的收回皆有赖于此役。功成之日，文祥虽已离世，但其主持用人之功不可忽略。他为维护我国领土完整作出的贡献无疑应该受到后人的赞誉。 　　 　　综上所述，文祥是晚清杰出的满族朝廷重臣。他不仅是后王政治格局的重要缔造者和维系者，而且是同治年间内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之一。同治初年，清王朝外则新败受制，内则动荡不宁，外交内政无不岌岌可危。作为有远见的中枢大臣，文祥以开明的态度，协助恭亲王奕(讠斤)调整内外政策，对外则尽力维护和平局面，于艰难中竭力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进一步侵犯，并在重重压力之下开启了外交近代化的步伐；对内则实行联汉政策，努力恢复国内秩序，积极推动洋务自强运动的开展，在为清王朝的中兴事业鞠躬尽瘁的同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行程，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由于制度和特殊历史环境的限制，“中兴”在文祥逝世前后即宣告结束，文祥以及中兴名臣挽救清王朝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年５月 　　【作者简介】白文刚，男，１９７５年生，山西寿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清史所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悫】 　　参考文献： 　　[１]李慈铭：《越曼堂国事日记》，史丛续本。 　　[２]萧一山：《清代通史》，第３册卷下，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３][清]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１６册，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项城张镇芳影石印本。 　　[４]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 　　[５]熙洽，洪良品：《文文忠公事略》，光绪八年刻本。 　　[６]金梁：《近世人物志》，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７]佚名：《李鸿章事略（外八种）》，北京古籍书店，１９９９年。 　　[８][清]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９]王家俭：《近代中国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１０][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上海书店，２０００年。 　　[１１][清]宝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 　　[１２][美]芮玛丽著，房德邻译：《同治中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１３][清]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光绪十八年刻本。 　　[１４][清]方浚师《退一步斋文集》光绪三十年定远方氏刻本。 　　[１５][清]陈康祺《郎潜记闻初笔》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１６]缪荃孙：《续碑传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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