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鲁继曾 　　鲁继曾（1892-1977），字省三。四川阆中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大夏大学教务长及抗战时期大夏大学沪校负责人。 　　 　　鲁继曾幼年丧父，十余岁时在成都一所教会学校半工半读：中学毕业后，由教会保送至杭州之江大学就读。1917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立即着手招募大批华工开赴法国战场。就读大三的鲁继曾作为翻译应征前往法国。战争结束时，鲁继曾有了一定的积蓄（翻译的待遇比一般劳工丰厚得多），遂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0年及1921年，他先后获得理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回到上海。1922年秋至1924年春，在母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担任教育心理学教授，后任职于上海市教育局。1928年曾短暂代理过局长之职。 　　 　　 1924年夏，大夏大学成立后，鲁继曾应邀担任心理学教授。10月12日出任校行政委员会委员，与其他7位委员一起以分工制维持校务，并先后担任预科主任、注册处主任、教务处主任、教务长等，其间还兼任过教育学院院长、教育行政系主任，代理过文学院院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夏与复旦联合内迁庐山，后分立于贵阳，其间，鲁继曾一直出任教务长。 　　 　　1938年夏，大夏大学暑期学校结束后，鲁继曾与邵家麟、王成组等返回上海，襄助傅式说、吴浩然擘划大夏大学留在上海部分的校务。原准备暑期结束后即回贵阳，但沪校人事未定，头绪万千，经黔校同意留在上海，主持大夏沪校教务并一度兼任教育学院院长。1939年4月代表沪校与附中主任孙亢曾一起经香港，转道云南，再入贵阳，向大夏当局报告校务，并协商今后黔沪两校发展大计。回沪前，鲁继曾被委任为沪校秘书长。其时的上海，不仅办学条件艰苦万分，而且政治环境更为恶劣，办学者经常遭受侵略者多方威胁。日伪对鲁继曾软硬兼施，逼其就范，拉拢不成，就寄送带子弹的匿名信进行恐吓。鲁继曾面临各方压力，坚贞不屈。他以“无日不抱着上‘最后一课’的决心，无时不以‘自强不息’与同仁同学共勉”的信念，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日伪划清界线。 　　 　　1941年夏。沪校办学环境愈加恶劣，鲁继曾、吴浩然、孙亢曾等前往香港借坚彌地道圣保罗女书院设立大夏大学香港分校以应事变。港校9月底开学，招收一年级学生百余人。可惜12月香港沦陷，港校被迫解散，有少数学生转道大夏黔校继续学业。 　　 　　抗战胜利后，贵州大夏复原回沪，与大夏沪校汇合，鲁继曾继续出任教务长。因在大夏服务多年，成绩卓著，1946年荣任大夏校董。上海解放后，大夏领导班子重新调整，他该人教育系教育心理学专职教授。鲁继曾在大夏服务期间，还在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以及国立上海音乐专等大专院校兼职授课。 　　 　　1950，鲁继曾赴香港到院大夏校友王裕凯所创办的光夏书院任教（光夏书院1956年6月与新亚书院等合并为联合书院，1963年加盟香港中文大学）。1958年退休后，他回北京与家人团聚。鲁继曾在“文革”中受到批斗并被遣送下乡“文革”结束后方获准回京。1977年9月因脑溢血逝世。 　　 　　鲁继曾的一生基本上献给了大夏大学。从大夏创校到西迁，从维持沪校到大夏复员，他维持大夏教务多年，从教师聘任到教学实施知难而进，务实严谨，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创新。大夏大学能够在1929年国内高校之先实行导师制，与其大力推进是分不开的。为配合导师制的实施，他及时将192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公报上刊载的《哈佛大学的“总考与导师制”沿革》（General Examination and Tutors in Harvard College）一文翻译并发表在《大夏周报》上，向高等教育工作者介绍哈佛大学的入学标准课程及考试问题。 　　 　　鲁继曾著有《中学教育实际问题》等书，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教育及文学名著，如彼得斯（C.C.Peters）的《教育社会学原论》、《公民教育详解》、布鲁克斯（R.C.Brooks）的《瑞士公民教育》、弗赖尔（D.Fryer）的《普通心理学大纲》、刘易斯(C.S.Lewis) 的《痛苦的奥妙》、《地狱来鸿》、韦尔斯(H.G.Wells)的《生路》等。这些作品对于推进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尤其是促进民国时期教育心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

原文 发表于大夏大学90年90人  浏览：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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