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省佳县的大山里，有一个叫乌镇(原称乌龙镇)的小村庄。那里有九十多年前祖父井岳秀帮助修建的乌镇小学，近百年过去了，那里的人民依然铭记着这位当年致力发展陕北教育的人！ 　　一、乌镇小学校门门联——艰难保留历史印记 　　四年之前，我们来到乌镇，看到了保存近九十年、充满了西洋气息的老校门门楼和祖父题写的门联。当年，在祖父的资助下，陕北佳县乌龙镇高级小学在校区修建了一座高8米，宽5米的纯石结构大门，砌筑精细，高大雄宏。在校门门首的匾额上，刻有祖父题写的校名：乌龙镇区立高小学校。两侧石柱上刻有祖父题写的门联: 　　民国乙丑 乌延乃南路屏藩，振作国民惟教育； 　　龙城本北门锁钥，保持边境赖英才。 蒲城井岳秀题 　　据我们所知：该门联是迄今为止唯一保存完好的祖父手迹，书写于1925年(民国乙丑)，时任陕北镇守使的祖父以个人名义落款,盖有两枚篆刻图章：“岳威将军”“蒲城井氏岳秀”。该门联构思巧妙，上下联的前半句藏头有地名“乌龙”，并以“南路屏藩”和“北门锁钥”道出了陕北的战略地位；上下联的后半句则用“振作国民惟教育”“保持边境赖英才”表达了祖父兴办陕北教育事业的目的和心声。 　　据村里老人回忆：祖父曾经去那里私访过，至于题词的详细经过，由于年代久远已经不得而知了。重要的是：在民国初年，在荒凉、闭塞、贫瘠的大山之中，竟然有如此洋派的小学校，可见当时陕北文化教育之发达。更值得庆幸的是：经历了近百年风雨，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动乱，门联能够保存下来，确属不易。文革中，以破“四旧”为名，校门门首石雕旗杆顶戴被红卫兵全部打掉了，而门联则因事先用水泥抹平，得以幸免。1993年经曹世忠校长提议，郭军卫副校长亲自搭架子上去用凿子把水泥一点点抠开，使它重见天日恢复了原貌。2005年在修筑乌镇到刘双沟的公路时，县、乡政府为了拓宽路面，又有人提议要拆除校门。学校几位领导力排众议：这一历史见证有保存价值，不能拆除。我们才得以目睹祖父当年“敬教劝学”的风采。 　　祖父从1916年北上榆林，出任陕北镇守使，驻榆20年来，对陕北的地方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乌镇小学的“门联”只能算是“沧海一粟”，最值得称道的是：祖父上任伊始即着手扩充榆中，创办榆师、女师、职中等。遗憾的是：这些历史遗存已被时光的长河所湮灭。今日，我们只能从残存的史料中去追寻当年的点滴印记。 　　二、全力扩建榆林中学——打造陕北第一学府 　　榆林中学的前身是由清末的榆阳书院改建的殖边学校，曾因经费无着落而一度停办。直到祖父出任陕北镇守使后，时任榆林中学校长高勤学向祖父求得助学银元1400元，新修校舍，购置设备，办学才渐趋稳定。1917年秋天，杜斌丞任榆林中学(陕北各县联合中学)教务主任，次年任校长。祖父认定杜斌丞有才干，知识渊博，有艰苦办学的精神，十分欣赏，遂委以重任，并决定扩大榆林中学办学规模，多方筹措榆林中学扩建经费。祖父主持的陕北镇守使署为榆林中学筹资21100银元，祖父个人捐资2000银元，王健、米材栋、南岳峻、景岩征等四任道尹主持的榆林道道尹公署为榆林中学筹款13000银元，榆林中学先后修建校舍330间，购置教具2000余件，累计耗资36100元银币。在筹措榆林中学日常办学经费方面，祖父也大力支持，除由陕北23县皮毛捐每年各负担1000余元，共计两万余元作为学校的常年经费之外，又由陕北镇守使署共同创办的皮毛公益捐助，每年附加征收12000余元，作为榆林中学补助经费，榆中经费遂告稳定，办学规模逐步扩大，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成为名贯陕北的第一学府。 　　祖父主政榆林期间，对各校教育事业均竭力资助。凡各校经费遇有领取迟误，即以军费先行借垫，榆林中学翟大勋任校长期间，仅炭费一项就借银币4000余元。以军费来垫资办学经费，此举不仅在当时极为罕见，更足以显示祖父对地方教育的重视程度。 　　三、创办榆林道立师范——培育乡学师资力量 　　榆林地处蒙边，交通闭塞，各学校经过整顿，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学生成绩显著提高，但师资不足，向外聘请教师，皆以地方偏僻，薪水又低，不愿就任，邀请时有诸多困难。因此，祖父先后商得榆林道尹王健、景岩征等同意，自办学校，培养师资人才。1917年，祖父与王健在榆林高等国民小学校(新明楼巷)东院创办榆林道立单级师范学校，当年招收榆林道各县学生60余人，校长郭守训。翌年，该校因经费困难停办。1921年，祖父又在榆林中学附设乡村师范讲习所，当年从榆林道各县选送学员60人，学制1年。学员毕业后要回到乡村国民小学任教。1924年，祖父与榆林道尹景岩征(志傅)又成立了道立单级师范学校，招考陕北各县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学生，学制两年。师范学校先利用高等小学东院一排，暂做教室和宿舍，翌年移至东山香云寺内，聘请郭莪村(茂林)任校长，经费由烟亩附加教育款内筹给。该年，在绥德、洛川等地，也办有单级师范学校。1927年，陕西省教育厅责令陕北洛川、绥德、榆林等单级师范学校先后停办。单级师范学校在陕北数县的多次举办，部分缓解了陕北乡村小学师资匮乏的矛盾，对陕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四、扩建榆林县立高小——奠定国民教育基础 　　1918年夏，榆林县立高等小学(新明楼巷小学)校长谢钧(子衡)任职期间，为了普及教育，发展文化，培育人才，感到教室简陋，学生人数少，教具缺乏，实施教育困难。因而拟定扩建计划，得到祖父赞同，发动地方人士筹款建筑，祖父自捐大洋300元，即时动工，新修教室18间，教员办公室15间，补修高等班教室9间，学生宿舍18间，接待室、图书室各3间，改建大门，筑起围墙，扩大操场面积，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由300多人增加到700多人。1921年8月，校长谢钧树碑勒石以记：“俾斯校轮焉奂焉，得以容纳多数之髫年学子，则异日者成德达材，人才辈出，孰非受我镇军之赐，爰志始末，以垂不朽，是为记。”1925年间，县立高等小学又扩充图书馆，添置图书，向学生家长发起捐助，祖父又带头捐大洋50元。 　　五、创设榆林道立女师——提升女子教育水平 　　1925年春，祖父和景志傅(岩征)鉴于陕北女子国民小学校师资缺乏，即在县立模范女子国民小学创办道立女子师范学校，委派李楷(正斋)为校长。学校经费，除在厘金税项下拨给一部分外，也得到榆林道道尹公署和陕北镇守使署的资助。女子师范学校招收各县女生，为陕北各县女子上学开创了新的局面。道署拨银币5500元修建大门、教室、礼堂等；首批招女生10余人。翌年3月，招生一班计36人，学制三年。1928年，榆林道立女师改归省立，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拨银币7300元，扩建校舍、教室，学制改为四年，学科未变。后又在该校附设省立女师附小。十年后，榆林女师庆祝建校十周年，杨虎城将军在《女师毕业纪念专刊》题词：“女师始基”。陕西省政府邵力子主席同时题词：“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六、兴办陕北公立职中——开创职业教育先河 　　1928年春，杜斌丞等榆林地方士绅，鉴于陕北有丰富的皮毛资源，倡议创办职业学校，得到祖父的大力支持。祖父遂即与各县协商，在榆林中学原来附设的毛纺和制革两个职业班的基础上改建职业学校。经祖父报请省府批准，以烟亩附加税作为办学经费，利用榆林城内龙王庙和寿宁寺(今梅花楼)创办起陕北公立职业中学校，设纺织、制革两个专业。9月, 职业学校正式开学，高崇任校长，王国藩任教导主任。次年设立职中实习工厂，并陆续从平津等地购回一批机器，职中实习工厂成为榆林最早的机械化操作毛纺、制革工厂。为解决职业学校师资不足的困难，第86师的军职人员也在榆林职中兼职任教：修械所长王主静(定斋)兼授机械学，参谋长马晋侯(落生)兼教数学。 　　1929年，祖父调榆中代理校长高崇(字宗山)任榆林职中校长，开设纺织、制革、应用化学(染色)等科，学制2～4年。并在该校设立实习工厂，学生增为143人，有教职工30人。同年祖父向省政府请拨商税款1万元银洋，翌年将款提清，随派员到天津订购英国锅炉1台、立机1架、德国轻便纺毛机全部，运抵榆林职中，安装调试投入使用。榆林职中开陕北职业教育之先河，聘请专职教员，设置实习工厂，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为陕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应用型专业人才。 　　1931年春，祖父商请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在赋税及特税项下拨榆林职业中学购机器款2万元。同年，职中校长高崇由南京返榆路经天津时，又订购制革机数种，并陆续运回榆林职业中学安装。1932年，陕北公立职业学校(榆林职中)有教学班5个，学生176人，教职工34人，首届毕业学生13人。3月，校长高崇与各界人士磋商，在职中附设开办榆林县立职业补习学校，招生42人，实行半工半读。翌年，榆林职中增设高级班，学制改为初级、高级各3年；此后，连续两年各招1班。12月，榆林职中实习工厂开始用机器生产毛线、毛毯及皮革产品，皮革鞣革工艺也由传统鞣制改用矿物、植物及混合方法制革，由此开启了榆林现代毛纺、制革业之先河。同时，职中实习工厂从天津聘请纺织机械技师、制革技师、皮件技师，为所招收贫寒农家子弟学徒传授技艺，为陕北培养了一批毛纺、制革技术工人。 　　1933年11月21日，祖父从西安返回榆林不久，即到榆林职中参加学校庆典，并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 　　七、助办富平正心学校——兄弟父子捐资助学 　　在发展陕北教育的同时，祖父亦关注着战乱中的关中。以井氏弟兄为主要出资人，纪雨旸(字时若，号了尘居士)先生在富平金城堡创办起正心学校。纪时若先生是同盟会元老，为人笃信好义，深得井氏兄弟信赖，受井家委托经营“裕惠通”商号，驻沪多年，与陈英士、徐朗西等过从甚密，参加讨袁、护法、靖国诸役，坚持正义，不辞劳辛。他深感救国非得改良社会莫可，遂提倡文化，热心兴学。正心学校的兴办，使周围七、八个村堡的儿童得以入学就读，培育了大量乡间初具文化知识的学生，由正心学校继升入中学、大专的学生不少。 　　1939年双十节，富平县金城堡正心学校校董暨学生为纪念井氏弟兄“捐资助学”，修建了革命先烈井嵩生将军勿幕先生纪念碑塔：昔勿幕先生在歇浦运动革命时，余洋二百，热心救国，嘱办教育，正心学校因以成立。后嵩生将军慨捐千洋，斯校加强。办十一年，时逢国难，经费枯竭。井大公子龙文闻之，补助义金，学校得以继续推行。蒲城井氏兄弟父子，嘉惠吾乡学生，功德无量，疏财仗义，人皆敬之，作塔纪念。后之贤者盍兴乎哉，共维斯校于不朽，村人有厚望焉。 　　正心学校校董暨学生一百二十一人公立，村人了尘居士敬书。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月十日。 　　八、关注挚友子弟教育——资助优秀贫寒学生 　　1923年，祖父曾多次致信老友师子敬，关注师子敬之子的教育问题：“我兄将新民、亲民如何安置，请示弟知。盖百事可草草，子弟读书决不能不留心经营也。”“新、亲两侄秀外慧中，后生可畏，请时加督饬功课，成就完全之国民，弟亦于有荣焉。”祖父对自己的子女亦家教极严，特别是品行为人方面，即使不能成才，也绝不许作恶身：“荆州(龙文)不能上进，惟性情颇慈善，将来或不至作恶身。”他对自己的子女所受教育的程度也颇为重视，期望甚高。在祖父去世之后，我们的父辈们也都学有所成，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 　　1924年夏，祖父又致信师子敬，关注李元鼎、陈会亭、师子敬等诸友子女的教育：“子逸禄儿学费如无幺中官费，弟每年可寄三百元。盖弟因荆州不才，所供学生多，何况禄儿乃故人之子，且系好学生。寄语子逸兄，自兹以后，渠可不操心也。”“新民、亲民及会亭之子读书现在何学校？近日世风日趋险恶，择学宜慎，教会学堂中文皆不佳，宜注意。如果兄力有不逮，弟自可接济，万勿客气。” 　　1926年春，国民二军兵败，祖父当即派人将王锡侯先生的幼子王生芸(曾供职于国民二军)及其家属接到榆林，并委以军需处会计科长重任，王生芸之子也由祖父供给上学。祖父对部下说：“王锡侯先生对革命有功，对我弟兄有义。同盟会的秘密活动，王议长政治上暗中掩护，在经济上还对革命以资助，不能忘恩负义。”同盟会元老严维翰先生在辛亥年五月间因病去世，年仅27岁。严先生所遗的子侄信民、佐民、佑民等，也均受祖父资助而完成学业，留学深造成才。 　　对陕北各县在京、津、沪、汉各高等学校外出求学的优秀贫寒学生，祖父均给以助学金资助，每人每年给银币50元至数百元不等，最高的达300元，据《榆林中学校史稿》统计：仅榆中就有高宗山、王汉屏、艾锦江等三十余人得到过最高资助。对出国留学的，每年也都给汇款资助。受祖父资助的陕北优秀贫寒学生十多年来累计达三百多人。陕北优秀青年游学国内外，十年之中人才蔚起。他们中有的毕业后回榆林任教，担任各中学校长，促进了陕北教育事业的发展。 　　1936年2月，祖父在榆林任所去世，成柏仁先生即发表《悼井嵩生先生》，文中赞称：“井在陕北之堪以称道者，以兴办教育为第一。陕北文化不甚发达，井初至榆，陕北在外之学生，不过数十人，榆林仅有一有名无实之殖边学校，学生十余人耳。后经井氏一再提倡，始有中学，师范，实业，女子学校之陆续创设，二十年间，顿然改观矣。” 　　1936年8月，祖父安葬于故乡蒲城尧山埠，陕西革命先烈崇祀抚恤筹备委员会编纂《井崧生先生事略》，文中坦言：“(崧生先生)尤於地方教育实业，多方振导，前后在陕北兴办男女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捐资甚钜。复倾青年留学，历年计不下三四百人，所成就甚众。迄今内外毕业生多数已为国服劳，卓著成绩。” 　　在《第二十二军史略》中也对祖父在陕北发展地方教育作了简要总结：“陕北僻处边徼，风气晚开，井公以教育为立国根基，筹款兴学引为己任，榆中之开展，榆师、职中之创设，井公均尽最大努力。更对贫寒学生出外升学者，一律予以资助，十年之中人才蔚起。” 　　在祖父的倡导支持之下，陕北各县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捐资在二千元以上者，除应得各本条所定褒奖(奖给金色褒章)外，并汇案呈明给予敬教劝学匾额。”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给祖父赠以由大总统黎元洪题署的“敬教劝学”匾额，褒荣於门。“陕省年来风云多变，兵革不息，中南两道学务日见颓废，独陕北一隅方兴未艾。”地处偏远、人称荒蛮之地的陕北，其地方教育的发展一时间竟超越了号称文明古都的关中之地，实在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陕北新一代知识青年迅速成长，青年才俊蔚然崛起，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中坚力量。 　　“振作国民惟教育；保持边境赖英才。”祖父井岳秀当年在陕北大力兴办地方教育事业的目的已经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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