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二爸二、三事 　　——写在二爸100岁诞辰之际 　　 　　我第一次见我二爸是在一九四八年的某月某日，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了。当时我只有六岁，那是在我奶奶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我二爸骑着马，带着枪回到老家郭家畔村，还有警卫人员。有一天，他到我奶奶坟前烧纸，还唸了一篇祭文，一边念，一边流泪，声音哽咽。我当时不懂事，长大后明白了，这是他对去世老人的哀思。就是这一次，他还去找当时地方政府的负责人，要质问他们：我出门去闹革命，为什么我在家的母亲生活无人管，活活饿死。结果没有找到，政府负责人跑掉了。当时，我二爸的心情特别不好，显得有些悲痛。 　　一九六二年腊月，我第一次去北京看望我二爸、二妈。去了后，两位老人对我特别好，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对我也十分热情。这一次我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春节也在北京过的。我二爸对我特别关照，吃饭时，经常给我夹菜、盛饭，怕我人生不敢吃，我很过意不去。因我是第一次来北京，他在工作十分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带我去逛北京城。我们先后去过动物园、颐和园、故宫、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天坛、中山公园等。春节期间，带我去人民大会堂见中央领导人，看文艺演出。还带我去民族文化宫看马连良的京剧演出。我很受感动。 　　有一次，我向我二爸提出：“能否在北京给我找一份工作，我不想回老家去了”。他耐心地对我说：“孩子，现在北京的工作不好找，尤其是户口不得进京，还是回去在地方上去找。你现在就是民办教师嘛，那也是工作嘛，以后有机会一转正，就是国家干部了”。我当时还想不通，这么大的官，安排一个侄儿的工作还有什么难。直到一九六六年腊月，我和郭加水串联到北京见我二爸时，他告诉我：“造反派给他罗列了好几条罪状，但没有安插亲信这一条”。我醒悟了，长长舒了一口气，险些给我二爸带来一条罪状。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当时的子洲县委副书记王琳要去北京给儿子检查病，要我陪他一起去，我也带着我儿子顺便看病。一到北京，我二爸非常关心给我儿子看病，忙着给我们安排住处，联系医院，最后联系到北京医院。经检查不需要住院，每天去门诊治疗一次，我二爸经常过问治疗情况，关怀备至。 　　有一次，我带着王琳书记到法院机关，我二爸请王书记在机关灶上吃了饭，并拉了很长时间的话，谈子洲的情况，谈北京的情况，也谈一些中央的事情，还谈到邓小平、江青等。我二爸当时的情绪很忧伤。事后，王书记对我说：“像你二爸这样的高级干部，还非常谦和，非常平易近人，生活也很俭朴，你看办公室装饰得很简单，现在这样好的高级干部很少”。他又说：“这些老革命政治敏感性很强，你听出了没有，他们对当前中央的一些做法有意见”。不几天，即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当天晚上，我问我二爸：“你们法院今天抓没抓人？”。他回答说“没有抓，市委批评我们为什么不抓人，我回答市委：‘我们要保护档案，怕坏人抢档案抽不出警力再去抓人’。实际上是不愿意去抓天安门广场上无辜的青年学生”。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份，我与榆林地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一起去国家土地管理局争取资金。这一次我还带着妻子和儿子，顺便来京看望我二爸，我二爸非常高兴，非常热情，让我妻子和儿子住在他家里。当时他已离休，还住在市府大楼，每天坚持画画、写字、锻炼身体。晨练时还叫上我妻子和儿子，他们在一起拉家常，一起聊天，十分亲热。他很关心下一代人的成长，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加亮，你现在已是基层领导干部了，给共产党办事，不能只顾自己，要顾及广大老百姓，你一不能爱钱，二不能爱女人，记住这两条，你就不会犯大的错误”。这对我后来的成长受益匪浅。 　　他老人家逝世已有十一个年头，但他那慈祥的面孔，亲切的眼神还历历在目。在咱老家，说起郭老，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没有不赞美的，他们说郭老不摆官架子，认老乡，肯帮老乡办实事。不管谁去都能行。确实，他老人家的这些高尚情操、崇高品德、革命精神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怀念他老人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老人家的可贵的一生。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尊敬的二爸！您永垂不朽。 　　 　　 　　郭加亮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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