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761号馆文选__希腊哲学研究

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性无须赘言。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希腊哲学在哲学研究中一直是显学。我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尚有一些至少像样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严重扭曲，尤其得避免“言必称希腊”，希腊哲学研究更是近于停顿。80年代学术复苏以来，希腊哲学研究方面开始有一些影响重大的著述问世，特别是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先生合撰的4卷本巨著《希腊哲学史》（已出2卷） ，苗力田先生主持完成的十卷本汉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不过相对其他阶段的西方哲学而言，在我国，希腊哲学研究仍显得十分薄弱，给人以偏冷之感。希望在新世纪里这种状况能得以改观。以下笔者就加强希腊哲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原文问题 　　　　原文原著或第一手材料是学术研究普遍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希腊哲学这一点尤显重要。由于历史缘由以及西方人对希腊文明的尊崇，西方哲学术语中相当大部分都来自希腊文，许多哲学问题都与文字本身密不可分，例如聚讼古今的“存在”（to on，Being）问题，而且现代西方思想家不仅爱用希腊字，往往还给出大段大段与之相关的讨论。不懂希腊文显然会给研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希腊典籍的现代西语译本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但是由于原文残损、版本问题等种种因素需要处理，同一处文字的译文间可能会大相径庭，这与现代语种之间的大多数译本不甚相同。国内希腊哲学专业研究人员本来就少，招希腊方向研究生的院校不多，开希腊文课程的更少（就是外国语高校也不开设此门课）。偌大一个中国，希腊文能够达到可以阅读原著水平者寥寥无几。北京大学李真教授痛感于不谙希腊文造成中国希腊哲学研究整体水平落后的现象，在其新近所译《形而上学》（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的译序中，呼吁在高校中开设希腊语及拉丁语课程，以求迎头赶上西方的研究水平。这一设想固然不错，然而在当今过于功利化、风气明显虚浮的学术环境里，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也难以大范围实施。谁来开课，谁来学都成问题。希腊文实在太难，连中小学就有机会学习希腊、拉丁等古典语言的西方人也怵叹“ItisGreektome!”罗素调侃道，一个人想要钻研柏拉图，就得把青春消磨在希腊文上，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弄懂柏拉图自视很重要的思想。从大学以后来念希腊语，至少需要3～5年的高强度训练与苦功方可直接读希腊文著作，并且又无希-汉字典可资利用。我们的体制已经在硬性要求研究生就“出成果”，怎么好指望他们对这样一门见效周期长、需要耐得住寂寞潜心苦读的课程多有热情呢!记得80年代中期我国最为权威的中世纪学者傅乐安先生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拉丁语课，一个班几十人学到后来只剩下几个人，而那时无论学风还是学术氛围都远非今日可比。困难归困难，若要提高希腊哲学整体研究水平，希腊文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绕过去的。但愿学界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积极有效地促使其解决。 　　　　二、材料还是思想? 　　　　这个问题同样带有普遍性，而在希腊哲学研究中十分突出。西方的希腊学源来已久，希腊化时期就开始编订、注疏希腊典籍，近现代希腊学大行其道，到如今，一个人就算是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读完有关希腊哲学的书籍了。翻开近一两个世纪西方人的研究著作，差不多都是不厌其详的材料梳理工作，材料处理完了研究也就结束了，议论或发挥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著名的希腊哲学家不仅单篇著作，其单个段落乃至单句话往往都不乏大部头的研究专著。笔者日前在一篇纪念性文章中提出，西方哲学研究者大致可分为材料型和思想型两种倾向：前者最注重的是占有和考证经验材料（多为细节性、技术性），其他可以不管或者别管为妙，他们好比是专攻哲学的历史学家，也可称作经验型、学院型，等等。思想型研究者则要么关心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而不重细节，要么喜欢不拘泥于材料做些评说及比附之类，他们接近于或者就是研究史料的思想家。本来两种倾向各有所长，不说互补至少也该能相安无事，但是思想型研究常常受到轻视，罪名是不尊重材料，偏离或曲解了哲学家的本意。西方悠久的希腊哲学研究，材料型历来是主流。历代学者持之不懈的辛勤、细致工作，于希腊哲学的存传无疑居功至伟，但也日益显露出过于追求细节，令人望而却步等弊端。国内老一辈希腊学者中，据笔者所知，大多数明确主张材料型研究，果真有什么思想型研究的话，也将难逃他们指责。虽不见成文的理由，但大致可以归结为：希腊哲学自成一体，不宜随意比附：对于名家经典，不该妄加评说，应该老老实实做材料，以免损害古典学术的严肃性和纯正性。东方人有重了悟、轻论证的传统，容易流于空疏浮想，此乃史料性研究之大忌。况且建国以来西方哲学研究中不懂材料、乱评乱批的学术尴尬——也许可以称其为坏典型的“思想型研究”，的确让人有不怕矫枉过正的心情。由此可见，老先生们自有其一番良苦用心。然而，希腊哲学只宜作为珍稀古董来倾心景仰、细细赏玩吗?始于18、19世纪并愈演愈烈的学科化、专业化进程，给现代学术带来诸多困窘，如过于专注细节性、技术性的东西，视野狭窄，同行之间严重缺乏交流等。就说国内西方哲学研究，大体上不也是划地为牢、各自为政么?!一般来说学者们是不大敢涉足别人的专长的。罗素写他的西方哲学史，首先忘不了要向在各自领域知道得远比他多的专家们致歉。在后者眼里，这本洋洋洒洒的名著显然“太不专业”（笔者也认为其希腊部分实在是太过随意）。可是这样的工作难道不要人来做吗?就视野与思想性而论，这部专业水准显得很差的哲学史其实相当出色，且不说其以流畅优美的文体通俗介绍西方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最根本的一点是，哲学作为人类爱智之孤旅，注定会突破和超越各种限制，她永不会禁锢化为一门学科或科学——尽管我们时常在这样称呼。哲学史研究自然不必局限于史料功夫。至于我们面对的是历世精华，我想，常易为人热衷的所谓大师、经典、权威地位云云，不过是在说学术上的“外在诸善”而已，在纯粹的思想分析中本该是无所谓的（这并不是什么学术勇气，当为一种基本素养吧）。学术研究理应是平等对话式的。应当看到，西方人对希腊哲学的过度尊崇已属明日黄花。正如G．E．L．Owen（1922～1982，杰出的英国希腊学者，通过引入概念分析、问题探讨为主的分析方法，给希腊哲学研究带来革命性转变）所言，人们羞于承认自己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观点相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二战”后西方的希腊哲学研究著作中，不难见到灵活、深入的思想批评。这里有针对性地提倡思想型研究，绝不等于材料上面就可马虎，相反，材料上当然该尽可能地细致、翔实，自觉克服东方思维的弱点，只是不能以材料来淹没问题分析、思想探究的重要性。而研究者究竟持何种倾向，要视兴趣、气质、际遇等个人因素而定，同样不存在思想型优于材料型的问题。

原文 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1期  浏览：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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