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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念园__永远的刺玫瑰——林希翎
文革纪念园

民主女神林希翎(1935—2009)

李昌玉

  民主女神林希翎(1935—2009)
  ——纪念第一号大学生右派林希翎
  
  李昌玉
  
  (前言)2009年9月28日,中国最后一个没有获得“改正”的右派林希翎在巴黎公社——拉血兹神甫公墓教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葬礼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祭挽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分别写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和“安息吧,林希翎!”30年前,人大校党委坚决拒绝给林希翎“改正”,现在却由校长送花圈。现在纪宝成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身份给52年前这个大学打的右派学生林希翎,并且是学校党委后来拒绝给予“改正”的右派学生送花圈,而且是给远在巴黎的葬礼送花圈,是一件富有象征意义的好事。
  林希翎曾到济南旅游,于1995年1月9日离去。待她走后,笔者才得知,和她失之交臂。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随即访问了林希翎投宿的济南大学李鑫和张传曾先生,并写下了本文,但当时没有机会发表,也就置之高阁。后来寻找文稿,不意翻出了这篇十五年前(现在是十七年前)的旧作,回读了一下,觉得有许多旧事还值得一记。林希翎已经驾鹤西飞,人生百年,白云千载,惊雷万古,我们遥祝这位中国大学生中的第一号右派昂首长空,笑看苍茫大地上踽踽爬行的蝼蚁,挥洒几滴英雄泪!
  因此,本“追记”不是现在的追记,而是十五年前的追记。中国大学生中的第一号右派,又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右派”
  林希翎,她是谁?什么人?我们这些打过右派的大学生那是忘不了的。由于1994年11月7日《报刊文摘》从同年10月号《传记文学》中摘载了《林希翎台湾之行》一文,使今天的人们知道了她因为拒绝充当“反共义士”、“反共作家”而被国民党变相驱逐出台湾的“新闻”,而实际上是一段相隔了九年的往事。
  那么,林希翎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它情况文摘略而未选。《传记文学》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最后一个右派——记法籍华人女作家林希翎》。所谓“最后一个”之称谓,照笔者的理解是指为数寥寥还没有“改正”的五十五万个错划右派之中的一个而已。
  不过,她所以会成为“最后一个”,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当初她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大学生右派,几乎可以说,他是大学生中的第一号右派。这样的排行有什么根据呢?有。
  反右时期,全国性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对大学生右派的揭露批判文章,其火力之猛,数量之多,林希翎高居榜首,无出其右者。试举数篇文章的篇名:
  《北大的一个大型辩论会:林希翎在十个论点中夹带了大批私货,北大师生就其谬论部分做了有力驳斥》新华社记者周定舫、任家骥,1957,5,27
  《林希翎发表对社会制度及人民内部矛盾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林希翎;新华社记者朱继功、卜昭文,1957,5,30
  《人民大学学生反右派斗争获胜,林希翎反动言论破产,同学受到锻炼》《文汇报》1957,6,25
  新华社专稿《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 郑伯亚、丁宝芳1957,6,30
   《林希翎应否留校做反面“教员”人大师生对此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汪钦1958.01.30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30日。
  如此等等,全国的大报、通讯社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实在是过于“宠爱”。
  以这样丰富的报刊材料为依托,并集其大成,使1957年第8期《文艺学习》编出了洋洋洒洒的《林希翎右史演义》。其文称:“其为个人私欲、虚荣而堕入罪恶深渊的典型人物,当首推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因此,称其为“第一”,可以说是经历了反右的人的共识,无论左派右派皆然。
  一位英国人达斯著了《中国的反右运动》(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是一本严谨的博士论文。达斯排出的“一百名大右派”名单中有三名大学生。按其顺序为:
  18,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23,龙英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91,谭天荣,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1993年,姚杉尔著《中国百名大右派》(朝华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只写了25名,最后2人则为林希翎、谭天荣。
  因此,按照时下流行的排行榜方法排名,林希翎足可以称之为第一号大学生右派。
  不管什么人、什么物、什么事,能得到第一的殊荣就容易引人关注,所以,时至今日,舆论还忘不了这个林希翎。
  林希翎比我小1岁,同样当过解放军,同样是调干生,同样是右派,但是我和她相比,在认识、才能、勇气等等方面,都相差太远太远,根本无法和她相提并论。但是我毕竟还有和她相同的经历,所以理解她、接近她还是比许多人略胜一筹 。
  不巧的是,就在林希翎于1995年1月9日离开济南之后不几天,笔者才得悉她来济南作过私人旅游,而且前后两次滞留了一个多月,在叹息失之交臂之余,只好做了一点不无遗憾的追访,虽然材料取之于第三者,但也有更为客观的优点。
  
  一次车祸使她滞留济南
  弹指一挥间。林希翎在她打为右派38年,出国10年之际,1994年以“法籍华人、自由作家”的身份来中国作私人旅游。
  伟大的极具魅力的法兰西文化并没有销蚀她对故土的眷恋苦恋之情。她希望会见尽可能多的老朋友新朋友,走访去过或不曾去过的地方,了解中国的变化,为研究中西文化积累素材。11月,正是金秋送爽的季节,林希翎来到泉城济南。第二天,他兴致勃勃地游玩了趵突泉,在趵突泉门前的33路公共汽车站等车,不意被一辆莽冲的自行车撞倒。骑车的是一个来自河南的16岁的打工仔,自行车没有闸,却又在闹市中乱闯。
  若干年之前,林希翎去过台湾之后,在美国遇到过一次车祸——她在驾车途中遇到一辆汽车迎头朝她相撞。那次车祸,她被折断并被抽去5根肋骨。这次被自行车所撞,虽然不及汽车猛烈,但也疼痛异常。她当时还能忍住疼痛到附近一家医院检查。医生认为没有内伤,林希翎也就放走了打工仔。
  随后她还奋力登上了巍峨的解放阁,游目纵览了济南的房舍街区,秋光秋色。(按,济南的旧城墙保留了一个东南角,在其上建筑了高耸的解放阁。十多年前解放阁周围远近还没有许多高大的房屋,因此登到顶层,可以居高临下,凭栏赏景,极目远眺。)
  林希翎到了青岛之后,胸部疼痛加剧,于是再到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两根软肋骨折。
  现在林希翎是“老外”了,她当然可以享受高规格的待遇。她被请进了专门给“老外”准备的病房。服务是一流的,收费也是一流的,每天人民币1000元。(按,当时我的月薪不过三四百元。)林希翎这次是自费旅游。她既不是发了洋财的阔太太,也不是想来中国发财的洋老板。她积攒的几个子儿是卖文章的辛苦钱。面对如此高昂的收费,她当然心疼得徒唤奈何了。于是赶快结账。住院5天,支付了5500元。
  她回到济南,投宿老朋友济南大学中文系李鑫副教授家,一来养伤,二来索赔。
  那个来自河南信阳穷乡的打工仔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给林希翎留下了真实的姓名地址。现在,他哪里有钱赔付这么大的医疗费。他倾其所有给了林希翎1000元钱,并写了一封极为恳切的道歉信,最后说:我只能喊你一声——
  妈!
  林希翎是一个时年59岁的女人。自己一生坎坷,生有两个儿子。对于这一声撕肝裂肺的呼喊,哪能不震颤?!哪能不动慈母之心、恻隐之心?!
  这样一来,她在李鑫家住了40天。
  李鑫是1960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当初曾负责《红楼》诗刊的印刷出版。林希翎给《红楼》写过稿,所以他们有过交往。也许因为李鑫苟于言辞,不露锋芒,所以在反右中幸免于难。
  林希翎是她的笔名,本名叫程海果
  直到现在,不但在过来人的记忆中,而且在所有涉及那段历史的文章中,都叫她林希翎。人们或者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积习难改,所以都不以本名——程海果——呼之。
  程海果之名,是因她出生于上海,父母为纪念爱情婚姻的第一枚佳果,而给她起的名。
  程海果的母亲是浙江温岭人。她为逃避封建婚姻,15岁与其兄,即海果的舅舅逃往上海。海果的这位舅舅是一位很有文学才华的“左联”活动分子。他和剧作家于伶、陈白尘以及胡也频、殷夫等“左联”五烈士都很熟,后来自己也成了烈士。这种天然的血缘纽带或许更加深了程海果对文学的依恋与钟情。
  程海果的父亲本是一位东北流亡学生,和她的母亲都是抗日救亡的活动分子。抗战胜利后他当了国民政府一个县的税务局局长,但是移情别恋,1947年携情妇投奔台湾。
  程海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做中学教师谋生,艰难地独力抚养6个子女。
  1949年10月,16岁的程海果在浙江乡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53年她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了一名“调干生”,可以享受每月二十来元的调干助学金。(按,调干生发给可以维持生活的调干助学金,但入学也要考试。笔者1956年也是作为调干生考进入大学,和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靠“推荐”入学不同。)她为自己由一名普通军人成了受人羡慕的大学生而兴奋不已。
  195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停战的一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那时,一系列整肃知识分子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还没有展开,因此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祖国兴旺发展的未来鼓舞着全国人民。毛主席向青年人发出的“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号召得到青年人的热烈响应。当时的大学生心中都揣着一团火,无不意气风发,热情澎湃,以学好本领、献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崇高的使命。
  程海果又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她不能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她心中躁动着创造的激情,加上钟情文学几乎是当时青年的时尚,也是老一代革命家中不少人走上革命之路的桥梁。1954年毛主席公开明确赞扬了两个敢于向“大人物”发起挑战的“小人物”,也就是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李希凡、蓝翎,他们批判了红学权威俞平伯教授的《红楼梦研究》,对于青年人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于是作为法律系的大学生程海果,她却又在文学的海洋里纵情游弋,猎取奇花异草。起先,她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普及性刊物《文艺学习》上发表文章。随后她写出了一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并发表在1955年的文艺报上。《文艺报》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最具权威性的文艺理论刊物,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是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高难度的文学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具有政治敏感的学术问题,一般人都不敢问津。《文艺报》的几位负责人认为这篇出自一位二十岁的女大学生之手的文章,尽管与时论观点有异,但能言之成理,于是开了绿灯,不过做了一点技术处理,删除了涉及林默涵、李希凡、蓝翎论争的部分。这一点并无恶意,所以发表前都通知了林希翎本人。
  当时,林默涵是中宣部副部长,《文艺报》主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李希凡和蓝翎则是两位被毛主席高度赞扬、风云直上的后起之秀,全国青年视之为不可企及的偶像。而程海果却无所畏惧地向他们挑战。这既表现了她的颖悟和勇气,却又显出了她的幼稚和傲气——这特别表现在她为该文的发表而追到印刷厂,把笔名改为“林希翎”。
  “林希翎”三个字截取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的名字,合而为一。“林”者,树木森林也;“希”者,希望、稀奇、稀有也;“翎”者,鸟翅鸟尾的羽毛,如雁翎、孔雀翎。这个笔名,音义双谐,神韵深蕴。这到底是表达了程海果对他们三个人的敬佩之意,还是超越之心?如果日后“林希翎”风云直上,出头露面,自然会有人去推敲,但是她臭了,臭得一塌糊涂,公理婆理就只好任人评说了。
  对于“希翎”二字的由来,当时的人几乎都能一眼看出,但对于“林”字之所指却没有在意,所以在反右之中,批她的人都能在“希翎”二字上,充分发挥想象力,极尽嘲弄之能事,做足文章,从而使笔名“林希翎”完全取代了本名“程海果”。今天看来,“林希翎”三个字之所以取得那么高的知名度,恐怕也和这么一个笔名音韵流畅、寓意豁然分不开。不过,这个名字在漫长的岁月里,真成了一堆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
  抛砖引来的不是美玉,而是一桶污水,林希翎倒因此而名声大噪
  林希翎三个字之所以名声大噪,不在于一篇论述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文章,而在于这篇文章引出来的另外一篇文章。这就是1956年《中国青年报》上署名究真的文章《灵魂深处长着脓疮——青年作家林希翎》。
  站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仅仅从这个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篇文章是多么粗暴险恶。鲁迅说,扼杀青年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捧杀“,二是“骂杀”。林希翎,这么一个初初涉世,刚满二十岁的女大学生,仅仅发表了一篇文章,马上就得到了“骂杀”的现报。
  当时,对林希翎“骂杀”者都使绝了中国人置人于死地的妙法子。第一是揭你的“老底”,说你的文章是拼凑的,你连什么书都没有读过,你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某某人呢?这一手是很厉害的,青年人只能认输了。第二是揭你的人品,如灵魂丑恶,道德堕落,动机不良,等等。这也可以一枪把你撂倒。
  但是,上述文章是编辑背着领导偷发的,所以随后《中国青年报》不但发表了读者反批评的文章,而且又以编辑部的名义两次发文,对究真一文的恶意攻击郑重其事地作自我检讨,向林希翎道歉。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都亲自干预此事。胡耀邦找林希翎做了一次长达四五小时的长谈,表达出领导的关怀和长者的厚爱。
  我们不难想象,林希翎作为一个情绪型的法律系大学生,受到这么一桶兜头盖脑的污水泼洒,内心的创痛哪能轻易消除?于是她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感情迸发、痛快淋漓的诉状。
  本来,《中国青年报》上关于林希翎的文章早已使青年人感同身受,目瞪口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青年人都很敏感,容易动情,容易扼腕,因此对林希翎寄以深深的同情。所以,林希翎的诉状尽管不曾发表,却在青年中,尤其是大学生中不胫而走,由北京而至全国。当后来林希翎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右派之时,这篇诉状也就成了一个不容辩驳的右派罪证,其传递者也在劫难逃了。
  这次林希翎在济南就见到了这诸多传递者中的一个。他就是济南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张传曾。当时,张传曾是山东大学中文系1955级,即比我高一级的学生。他是山大第一个得到这一文稿的人,他不但拿它在同学中传阅,而且还翻印了若干份传播。这当然是罪莫大焉。他成了“极右分子”,成了《青岛日报》(当时山大在青岛)、《大众日报》头版头条批判的大学生右派!
  今日相见,林希翎对这位未曾谋面而受到株连的“知音”当然是惊诧莫名、感叹唏嘘了
  在大鸣大放的政治旋涡中,林希翎被卷进深渊,沉落水底。其实,早在反右运动之前,林希翎就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投放到中国文坛、政坛的风口浪尖上,所以到了1957年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掉进那场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大漩涡中,无法自拔。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这个指示说,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改正党的工作作风中的三个缺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指示号召党内外人士对党的作风问题提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于是整风运动很快从北京掀起,并且又很快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
  大学生是一群最敏感的群体。在北大,在人大,“民主讲台”成了校园中最活跃的思想舞台。各种思想在这里得到自由的发挥,也受到激烈的碰撞。至于林希翎,她从5月23日到6月20日,在北大和人大的“民主讲台”上共发表了6次讲演,听众每次有数千人。她本来就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大学生,这样一来,她的演讲不但在两大学的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经过新闻媒介的广泛传播也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她的思想她的观点都是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胡说。林希翎成了“狂女”、“魔鬼”、“雌狐狸”、像《小二黑结婚》中弄神弄鬼的三仙姑,总之一切用来妖魔化女性的称呼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
  那么,林希翎发表了一些什么反党观点呢?
  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根据记录整理)
  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讲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4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查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察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①明知错了,不承认,②毛主席自己明白,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从赫鲁晓夫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在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给他工作。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赫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制造的,这很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这间谍就是赫鲁晓夫自己!《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朗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有十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群众哗然)。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来后,苏联还质问我们,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
  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察呢?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群众轰她,少数人欢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有部分群众鼓掌)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
  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群众轰她)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关系(群众中有人喊:不要煽动。)
  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吧,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实际生活中的1%,因为这些教授都是老头,很世故,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
  北大是放了,但我还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群众轰她)
  同学们,我们说话要警惕,不要让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在她发言过程中,群众递条子,要求制止她发言,并且有条子骂她是“臭娘们”。)
  她讲完以后,有三四十个人围住她,要她继续讲。有个学生还找她签名。另外一个女同学说:我们要警惕煽动性的话!旁边一个学生打了这个女同学两下。(后来这个打人的人溜走了,没有找着)接着有人发言反驳她的意见,提出质问,她又作了三分钟发言。发言未完就被群众轰下台去,有二三十人推着她到大会旁边另一个场上让她继续讲,她讲到她过去的部队里,知道部队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从马寒冰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还说:过去在我心目中,党,组织,领导,非常神圣,我也很盲从,后来我才有转变。(转录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998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林希翎,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关于胡风,她在大庭广众之中竟然发表了矛头直接针对圣上的言论,什么胡风“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主席讲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这当然要招来“樱人主逆鳞”之祸。这些思想,说实在的,当时我是连想也不敢想,这除了没有必要的法学知识,更是习惯于“听党的话”。
  笔者写作时,本想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纸,因为我们这些远离现场的人,都只是从报纸的断章摘录中知道林希翎的片言只语,当然是最反动、最放肆、最具煽惑性的片言只语,现在重新抄录旧稿时也没有时间做到查阅当时报上摘录的言论,因此采取了一个偷懒的办法,抄录了《原上草》中,林希翎第一次在北大讲演的原文。其实,这些话,在报纸上基本上都报道了出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当时这个只有22岁的女孩子,是多么锋芒毕露,多么意气风发,多么富有才华,多么敢想敢说。这些观点、思想,一方面经历了几十年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何等的超前、正确,另一方面却叫人感到无限悲哀,因为林希翎的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仍然被封杀,没有合法性!
  请听林希翎在北大广场上的呐喊: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
  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笔者比林希翎年长一岁,也参军过,也是大学生右派,但是和林希翎相比,哪有她的思想的百分之一?这些观点,哪里敢想敢说啊!和她相比,我是一个侏儒、犬儒!
  五十年后,正是被林希翎称为“很好的教员”的她的老师谢韬,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呐喊: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包括林希翎在内的我们,那时把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幻化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哪里知道毛泽东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个大网兜,里头装了形形色色的品牌。现在,从理论到实践,谢韬为我们拨开迷雾见青天,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林希翎最珍贵最不可挽回的损失,就是女人的无价之宝——青春
  林希翎的损失太多太多,有爱情、名望、地位等等,而最珍贵最不可挽回的损失,就是女人的无价之宝——青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希翎本来是留在人大当“反面教员”的。由于拒不认罪,1958年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后来又由北京转押到浙江服刑。
  1973年的一天,毛泽东忽然向北京市市长吴德问道:“林希翎在哪里?好不好?”吴德探问到林希翎的下落,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于是林希翎得以提前释放——少被关押了两个月。
  出狱后林希翎被安排到浙江省武义县农机厂当工人,时年37岁,工资35元。他像被地球抛到外空的一块弃石又陨落地球,孤苦伶仃,孑然一身。
  本来命运之神是多么青睐她娇宠她啊!在济南,带着淡淡的遗憾向朋友们讲述她的过去:
  她作为人大法律系的首届高材生,曾经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座上客。既然她的同学早已有人成了司局级干部,何况她这个已经内定调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她呢!朋友们调侃她,如果是那样,现在你就不是这样出来旅游了。
  他也曾经有过心爱的情人,而且简直是一个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白马王子。原来当她和胡耀邦书记不卑不亢侃侃而谈的时候,在场的一个第三者被她的卓尔不凡的风姿、才华、气度、谈吐所折服所吸引,一见钟情,穷追不舍,最后因一再推迟婚期而未结百年之好。此人就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使那花前月下的絮语,洞房花烛的佳期都变成了遥远遥远的回忆,无尽的悔恨。此时,她需要一个男人来抚慰她受伤的灵魂,他需要一个家庭来构筑一泓避风的港湾。于是她急匆匆结了婚,和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她的师傅。她很快就生了两个儿子,尝到了做母亲的滋味。但是年龄、文化、经历的差异使他们之间的间隙隔阂越来越难以弥合。
  她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1979年当被“扩大化”的右派都得到浩荡龙恩“改正”的时候,人大党委却对她做出“不予改正”的决定。法院也作出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
  终于,几经周折,她向党中央提出,并经过批准,她在1983年7月2日到达香港。随后,她应一家法国学术机构的邀请,担任研究员,到法国定居。至于和她的丈夫,在去香港之前,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儿子都归她抚养。如今,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也上了大学。
  一位朋友在了解了林希翎的遭遇之后,几乎是带着怜悯地对她说:林先生,你作为大学生,曾经得到过罕有的殊荣,有那么多的党政要人、学界名流、文坛巨擘器重你,呵护你,为你架起了一条闪光的青云之路,后来一场政治风暴,使你不幸身败名裂,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照别人看来,你损失了令人目眩的名望、地位,但是照我看,你最大的损失却是女人不可再造的青春,无价之宝的青春。
  林希翎听了不禁黯然动容,点头称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未免太残酷了,但历史铸就的命运又怎么能绕开呢?
  十多年来,林希翎在精神上仍然是个女强人。在济南,每个见过她交往过她的人都说她仍然保持着乐观、开朗、爽直、大度的性格,容光焕发,颜面舒展,和59岁的年纪很不相称。她还坚持洗冷水浴。大家夸她保养得好。但是不可抗拒的老妇肥胖症却成了驱逐不了的阴影,时时缠绕着她,嗜啮着她,为此她不但控制饮食,而且服用减肥药——国氏减肥茶。
  她想追逐失去的美,失去的青春,失去的生活,那怕万分之一,那怕姗姗来迟!
  
  (七)面对人生,她很坦然
  林希翎在法国已经有了“绿卡”,有了个人的汽车、洋房,但是如她所说,仍然只是法国社会的一介平民。她本来很有发财的机会,只要充当“反共义士”,台湾是不会吝惜赏赐的,只要大骂共产党,出版商是不会不付高额稿费的。但她鄙视那些出卖人格的人。
  她受到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却仍然坚持操守,洁身自好,追求独立不羁的人格。按照她自己的推测,在美国遇到的车祸,是国民党对她到台湾不识好歹,拒当“反共义士”而恼羞成怒之后,指使特务制造的政治谋杀,就像他们在美国暗杀了江南、在台湾关押了李敖、柏杨一样,所以凭了亲身体验和直觉,她对国民党毫无好感。去国十年,林希翎立定的做人原则就是不拥护国民党,不骂共产党。
  林希翎仍然执着地爱着祖国,自费回国就是一个证据。朋友们嘲笑他太迂腐,为什么不挂靠一个单位,吃住有人接待,旅游有人安排。而现在她要斤斤计较,精打细算,出门要等要挤公共汽车,吃饭要避开大酒楼。不过林希翎很希望在北京购置房屋,回国定居,为身历其境地研究中西文化找一个落脚点。照笔者揣想,林希翎对中国恐怕是有点隔膜,因为他长期置身于海外,不能直接感受中国的脉搏。当她听说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时,眼睛里闪射出兴奋的光芒,很想去实地参观一下,但是几位朋友都是书生,不能带他前去,使她未能如愿以偿。对于社会的腐败问题,她听了也是气愤得很。
  听了几位直接和林希翎接触过的朋友的介绍,我的印象是,林希翎,面对人生,她很坦然,无怨无悔。法国是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故乡,又是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发源地。林希翎定居法国十年,不能不受到法兰西文化的熏沐,同时又溶入她青年时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理想和热情。所以张传曾断言:林希翎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她把深情仍然寄托在这片曾经使她多灾多难的热土上。
  (人民日报上批判林希翎的文章)
  
  (八)余论
  回叙了林希翎的故事,我们不得不问:像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像谢觉哉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他们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五位老人,以德高望重,在延安时期被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尊称为“延安五老”,但是他们无权保护一个22岁的女学生不打右派。这因为林希翎是被毛泽东点名的“钦案”,这就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铁律。这样的专制独裁,在蒋介石时代是不可思议的。蒋介石被毛泽东痛批的错误“一个领袖”,比起毛泽东来,实在是惭愧又惭愧,差劲更差劲。
  反之,像林希翎这样多才多艺、思想敏锐、特立独行的大学生中的俊杰,她本来应该成为像张思之、江平那样卓越的法学家、大律师、大法官、大检查官,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栋梁之才,即使,退一万步说,就是有错误,也应该容许改正,但是非得把她彻底打倒,把人变成鬼,变成社会的贱民,甚至于最后还不给“改正”。这不但是毛泽东的罪恶,而且也是共产党的耻辱!
  最近,看了重庆李庄案第二季庭审的有关文章,看到重庆方面终于以检方撤诉结案,获得法律与法制的胜利。大律师陈有西以《能否把李庄案撤诉理解为春天到来?》为题,说:“实际上这样案子的胜诉,绝对是法院、检察院一起商量,而且跟他们的高层一起商量的,甚至还有更高的高层在干预这个案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光看到网民的力量、看到律师的力量、看到强大的法律顾问团的力量,还应看到体制内的力量。我们讲法治的进步,也不要把重庆涂得很黑,说里面完全不讲法度。所以在几点分析里,我把重庆内部人、体制内人的一种坚守,也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中国的依法治国,浩浩荡荡的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了的,我们现在的情况,虽然法学界、律师界一直非常沮丧,觉得中国司法改革没有希望,讲得大一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遥遥无期。但一步一步的坚守,我们有可能把中国的遥远目标‘积跬步以行千里’,能够实现非常美好的比较遥远的目标。”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仍然注意到这不是中国司法独立审案判案的胜利。陈有西说的“实际上这样案子的胜诉,绝对是法院、检察院一起商量,而且跟他们的高层一起商量的,甚至还有更高的高层在干预这个案子”。背景内幕已经披露,薄诸侯有话:“有人问我的态度”,得到的答复是“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因此,要实现以法治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实现司法独立。
  这样的结局还是给人一种安慰与希望。鲁迅说得好:“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中国的民主与法治,难道会因为吴邦国们“五不搞”而遥遥无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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