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镜我，原名朱德安，又名得安雪纯、镜吾、谷荫。1928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他为党和军队的文化、宣传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1901年，朱镜我出生于浙江省鄞县金峨朱家峰村。父亲朱珠山是个教书先生，家有几十亩土地、几间房屋。朱家峰地处山区，常年缺水，朱镜我出生后父亲为他起乳名阿淼，即为盼水之意。 　　 　　朱镜我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三，还有一个姐姐。他在村里读书时，聪敏好学，但个性倔强，自己认定对的事，就坚定地去做，并一定做好，因而深受老师和长辈的器重。他十岁左右，父母相继去世，十九岁的大哥、七岁的小弟和已出嫁的姐姐都先后夭亡，家中仅存他和二哥朱德和两人，一起寄养在奉化吴江泾外祖母家。朱镜我在外祖母那里就读高小，毕业后考入免收学费的宁波师范讲习所。两年后毕业，又考入宁波甲种工业学校。 　　 　　那时，他二哥朱德和已考取浙江留日公费生，在日本福岗明治专门学校采矿冶金科读书。为使兄弟俩能相互照顾，朱德和于1918年7月趁回国度暑假之机，将朱镜我带往日本。 　　 　　朱镜我首先到东京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20年7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在日本已有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出版，朱镜我有机会看到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对伟大导师列宁产生了崇敬的感情。1920年，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号外说：“列宁死了”，他看到后悲痛难抑。后来知道此消息纯属造谣，他竟高兴地狂跳起来，还买了一瓶啤酒和朋友共饮，以示庆幸。 　　 　　1921年，朱镜我被分配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1923年和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赵独步（迨今）结婚。1924年，朱镜我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外语和数理化成绩均属优秀。当时，在一些中国学生中，由于受了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般都热衷于考理、工、商、医科，不愿考社会学科。但朱镜我为了进一步探求真理，更好地研究马列主义，却选择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朱镜我勤勉好学，成绩优异，精通日、英、德等国文字。1927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时，获得“文学士”学位，和他的同学、好友冯乃超、彭康等参加了由东京、京都、东北等帝大组织的毕业留学生检阅旅行，以公费周游日本各地，加深对日本的历史、现实和风貌的了解。不久，他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工作。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致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正在这时，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为加强国内的革命文学事业，来到日本，鼓励并邀请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志士回国。朱镜我和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李铁声等接受成仿吾的意见，决定回国。临行前，受到京都的一部分留学生的热烈欢送。 　　 　　同年10月，朱镜我和冯乃超等回到祖国，在上海加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他立即挥戈上阵，于11月间写出了《科学的社会观》一文，发表在创造社创办的《文化批判》创刊号上。 　　 　　1927年末到1928年初，在革命处于低潮，社会上弥漫着对革命前途悲观气氛之际，朱镜我和他的创造社战友们，深感文学工作不能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传播工作。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以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他们推动和鼓舞。于是，在他们出版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上，开始响亮地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且公开宣称它是阶级斗争的文学。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朱镜我是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闯将，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主要有：《科学的社会观》、《满清侵略底社会的根源》、《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关于精神的生产底一考察》、《德模克拉西论》、《社会与个人底关系》、《中国社会底研究》、《检讨<检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艺术论>》等。 　　 　　由于朱镜我和其他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革命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一时还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还缺少了解，加上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等毛病；还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因而对当时革命形势分析发生了一些错误。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概当作革命对象，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他们把批判矛头指向鲁迅和茅盾，这就引起了新文学阵营内部历时一年左右的论争。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学，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但对倡导者们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宣传和策略上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异议，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 　　 　　这一时期，朱镜我还为传播和介绍马列主义，费了很大的心血。他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纠正了当时其它译本上的一些误解，为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他翻译的著作还有《农业问题底理论的基础》、《经济学入门》等。 　　 　　朱镜我和他的战友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受到了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新月派”的攻击。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损害了资产阶级文学的“健康”与“尊严”，企图扼杀这个新兴的文学运动。朱镜我和冯乃超、彭康等创造社作家撰文予以有力的驳斥，鲁迅也为他们助阵，撰文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所有这些，促进了革命文艺战线上左翼队伍的形成，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后来“左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经过实际革命斗争的考验，朱镜我已从一个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1928年5月，他和彭康、冯乃超、李初梨、李铁声五人，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吃饭的方式，在上海一家僻静的饭馆里，举行了入党仪式。 　　 　　1929年春，朱镜我所在的创造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太阳社也被迫解散，加之“新月派”向革命文学不断挑衅，客观形势要求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同年秋，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江苏省委宣传部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员为基础，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宣告成立，朱镜我是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成立大会。接着，朱镜我和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同志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并担任“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以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委”）主任，领导革命文化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同时，朱镜我还以一名文化战士的姿态，积极撰写文章，在“左联”刊物《拓荒者》、《世界文化》、《文艺讲演》和《马尔底山》上发表了《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意识形态论》、《起来，纪念五一劳动节》、《徘徊在十字街头的，究竟是谁？》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阵。1930年5月，他和李一氓等接编鲁迅主编的《巴尔底山》旬刊。 　　 　　在“社联”方面，朱镜我在主编“社联”机关刊物《新思潮》期间，按照党的指示，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组织文章，和托派进行论战。朱镜我除组织别人撰稿外，他本人也写出了《二本国家论的介绍》、《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什么是“民生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等许多文章，还翻译了《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分别发表在《新思潮》和《社会科学讲座》等刊物上。 　　 　　1931年秋冬，朱镜我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2年夏秋之间，陈赓在红四方面军队鄂豫皖突围去四川时腿部受伤，党安排他去上海医治。朱镜我和上海秘密党组织都很关心苏区的情况，请陈赓介绍了红四方面军在反国民党“围剿”中的战斗情况。对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朱镜我很受感动，他认为这比苏联绥拉菲摩维支出的《铁流》中所描述的有过之无不及，如果鲁迅能把它写成作品，让国内外人民了解红军，那将会在政治上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于是，他将陈赓介绍的红军战士功绩的油印材料，让冯雪峰转送给鲁迅看。鲁迅看了以后非常兴奋，几天之后，请冯雪峰邀朱镜我和陈赓到他家里叙谈了一个下午，并请他们吃了午饭。鲁迅对朱镜我叫冯雪峰送去的那份油印材料极为珍重，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作品没有写成，但它却帮助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以后，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他还郑重地将这份材料藏来藏去。 　　 　　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决定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翌年，朱镜我被任命为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大破坏。那天中午，朱镜我迅速清理了手头的文件，把其中不能销毁的交给通讯员带回秘书处，仅留下准备发给陕北红军的秘写信和两千元现洋。晚饭时，得到敌人要对中央局机关动手的紧急警报，朱镜我当即决定留一同志守在机关，约定了警号，自己带上要送发出去的文件，同罗晓红离开福煦路（现名延安路）住所，去法租界古拔路（今为富民路）许涤新家。路上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们立即跳上人力车转了三个弯，但后面特务还像影子般地跟踪着。朱镜我即叫人力车夫在薄石路（今为长乐路）一条小弄堂口停下，下车即走，想在黑暗中甩掉特务。但特务已追赶而至。朱镜我等一边和特务扭打，一边大声喊叫：“有人抢东西”。此时，法租界的巡捕也赶了上来，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将朱镜我等押到卢湾法租界总巡捕房里。这次被捕的，还有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和文委田汉、阳翰笙、许涤新、林伯修（杜国痒）等。朱镜我和黄文杰、许涤新等被分别关在地下室的几个牢房里。夜深了，朱镜我和黄文杰等领导人设法向同志们传去口信，要大家认清形势，坚定立场，抓紧准备好对付敌人的口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秘密，不能暴露身份，除非到了刑场，才喊共产党万岁。 　　 　　3月6日，法租界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朱镜我等因不属法捕房计划内案件，经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证后，法捕房就将朱镜我等“引渡”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3月18日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田汉、阳翰笙、林伯修、何成湘夫妇等八人作为“要犯”被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敌人要朱镜我等“打报告”自首，还派来叛徒做“转变”工作。朱镜我大义凛然，嗤之以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空如（陈焯），是朱镜我的同乡和亲威，他写信答应保朱镜我，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朱镜我看了信说：“这些人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理他！”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是朱镜我在日本名古屋八高时的同学，也来劝朱镜我“自新”。朱镜我坚持革命立场，在看守所接见室用日语和雷震进行激烈辩论，声明自己无罪，根本不需“自新”。朱镜我爱人的叔父赵次胜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蒋介石关系密切，也出面要保释朱镜我。朱镜我仍不为所动，使赵次胜不得不感叹地说他是“很有骨气的人” 　　 　　朱镜我患有严重胃病和肺病，时常吐血，但还是忍痛鼓励被捕同志坚持斗争。他说：“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黑暗到了顶点，光明也快来到。正如雪莱说过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要在惊涛骇浪中成为中流砥柱，何况现在出现的不过是一股逆流，革命的巨浪总有一天会高涨起来的。今天我们必须在最黑暗的地方坚持战斗。”他鼓励难友们，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与敌人作斗争”。 　　 　　同时，朱镜我还以他那乐观、幽默的精神影响着同志们。一次，敌人散发了很厚的一本名为《转变》的册子，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编印，内容有国民党历年反共反人民的“成绩”，并附有他们所了解的中共组织系统与红军分布的各种图表，还载有一些叛徒的自首宣言，企图以此“转变”共产党人的思想。朱镜我拿来翻阅一下后，指着它和几本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等小册子，对同志们说：“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很大用处。”同志们不解地问：“为什么？”他笑了笑，慢慢地答道：“我们不是缺解手纸吗？这些都可用，而且比草纸好些。” 　　 　　1935年9月，朱镜我被判十二年徒刑，投入南京郊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单人牢房。正巧，他的挚友江圣逵（江闻道）所关牢房与他只一墙之隔。两间牢房隔墙上有一个小洞，悬着一盏昏暗不亮的电灯。他俩有时靠着洞口交谈，相互勉励，坚持斗争；有时在灯下阅读书刊，学习马列主义和外语。他的胃病时常发作，痛得难以忍受，但与朋友谈心、坚持学习却始终没有间断。后来，刘宁一和他同关一室，他教刘宁一学习日文。长期的狱中生活，吃的是霉米饭，睡的是“水门汀”，终年不见阳光，朱镜我的胃溃疡日益严重，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脸色苍白。他的亲属托关系保他出狱。监狱里的“教诲室”三次找他单独谈话，只要他在印好的自首书上签个名，就可以马上出狱。但每一次都遭到他的坚决拒绝，并把反动派痛骂一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种努力和斗争，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1937年6月，朱镜我获得自由。 　　 　　朱镜我出狱后，先到杭州，在他爱人身边休息了一段时间。此时，他的病已相当严重，吐血时要用脸盆来接，平时连米饭也不能吃，只能吃很少的一点烤面包和稀饭。但是为了党的工作，他没等病体恢复，便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浙江各地，于同年9月建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后发展为浙东临时特委），使党组织中止活动多年的宁波地区，重新有了党的领导。10月间，他受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的委托，筹建浙江省党组织。不久，他在杭州皮市巷住处召集徐洁身、张三扬、张崇文、邵荃麟、葛琴、刘保罗等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他自己虽未正式参加临工委领导班子，但他实际上在具体指导、帮助省临工委的工作。 　　 　　当时，地方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朱镜我没有社会职业，生活很拮据。他回到鄞县朱家峰老家，将家里土地、家产抵押、变卖了一部分，用作交党费和革命事业的活动经费，其余的分给了穷人家。他对乡亲们说：“共产党总要兴起来的，大家要办好事。”有人问“啥时候天下可太平？”他通俗地回答道：“等到十年以后，穿草鞋的人进了村子，分不出哪是官，哪是兵，天下就太平了。”当地大地主、国民党鄞县参议员陈瑞祥，对朱镜我的所言所行很反感，他“忠告”朱镜我：“不要吃共产党饭，有风火，还是改邪归正吧！”朱镜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他何为正何为邪，驳得陈瑞祥理屈词穷。朱镜我的一个表兄，曾任国民党中山舰舰长，瞧瞧朱镜我一件旧长衫、满脸苍白色，不无惋惜地说：“你有学问，有才能，何苦再做共产党的冒险事！图什么？还是稳做国民党的官吧！”朱镜我淡淡一笑道：“我要是为了做官，十年前也就不会走这条路了。做官，这样好的差使还是不要赐给我好。”说得他那位表兄无言可对。 　　 　　1938年春，朱镜我奉调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并负责编辑《剑报》副刊。同年秋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他让爱人赵独步和长子、长女都参加了新四军。赵独步先任新四军军部译电员，后为新四军抗日军人子弟学校教务训导主任。 　　 　　朱镜我到职后，军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始正规起来。宣教部下辖宣传、教育、文艺科和“抗敌”报社。朱镜我对工作认真负责，刻苦努力。他虽因严重疾病，平时只能煨一小碗稀饭喝，经常呕吐酸水、鲜血，每天需服几次大量的小苏打粉，瘦成皮包骨头。但在云岭汤村汤氏宗祠的一间小房里，仍然日夜伏案工作，撰写文章，批校稿件……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宣教部的同志都努力工作，不分昼夜，全军的宣传教育工作搞得十分出色。 　　 　　朱镜我的严重病情，得到了当时住在军部的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莱女士的关心。她设法购来一盒进口鹿茸注射剂，送给朱镜我。朱镜我注射后，病情一度有所好转。 　　 　　朱镜我身为著名学者、军内高级干部，但他一身士兵服装，和战士吃住在一起，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党中央、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为《抗战》杂志和《抗敌报》撰写了《论现阶段的英美远东政策》、《美国的参战趋势与世界大战的持久性》等许多文章，深得广大干部、战士的爱戴。他和爱人赵独步与袁国平夫妇、薛暮桥夫妇一起，曾被军部评为“模范夫妻”，一时传为佳话。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动军队向皖南新四军军部四周逼近。朱镜我于六月间创作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一首歌词，由何士德谱了曲。这是一首战斗性很强的歌曲，表现了工农武装奋勇杀敌、百折不挠的意志。很快地在新四军全军流传起来，以后又流传到江南、皖北、苏北等广大地区。 　　 　　“皖南事变”前夕，军部决定先将一些年高体弱以及非战斗人员分批撤离皖南。朱镜我因身患重病，经常咯血，军部决定他和组织部长李子芳（因阑尾炎开过刀）先行撤离，经上海去苏北根据地。但他俩考虑到自己是领导干部，坚持要与部队一起行动。夏征农、马宁等都劝朱镜我先走，但他坚决地说：“我是宣教部长，怎么能走？” 　　 　　1941年1月4日，军部撤离泾县云岭，朱镜我随军行动。7日，部队在丕岭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朱镜我那极其虚弱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实在走不动了，只得用了担架。到8日晚，他大量咯血，但仍坚持随队日夜兼程。12日，敌人发起总攻，朱镜我和军政治部的队伍被围困在石井坑虎云垄山头。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吃没睡，头天又吐了血，这时，和通讯员一起，躺在山头的一块大石头上，连睁眼的力气也没了。当夜和次日上午，顽军四十师一边放火烧山，一边攻占了虎云垄制高点。朱镜我又吐起血来。战士们要背着他下山撤退，但他自知难以幸免，为了不连累战士，便坚决命令道：“不要管我，你们自己快打出去！”这时，敌军越逼越近，朱镜我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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