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我在上海一家民族资本家的公司里工作，听说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出版社在招考职员，就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 　　“执事先生： 　　闻贵社招考职员，仆曾服务出版界有年，尚薄具经验，愿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竭尽绵薄，乞予应试机会。” 　　很快就收到“招考简章”和“自传提纲”（很具体，我按提纲写了近万字的“自传”）。后来听说由于报名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案，报名已经截止了，是经理吉少甫同志从一大堆来信中发现并特批的。 　　通过政治、语文、出版、发行、会计等常识的笔试和多位数加减乘除珠算技能的面试，我被录取了，找我谈话的是吉少甫同志。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身藏青哔叽的中山装，披一件美式军用短大衣，我还以为他是“起义的旧军官”，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那次个别谈话，彼此都在试探。吉说：“你被录取了。试用期三个月，拿最低工资。期满转正，定职定薪，估计比你在原单位的工资低得多。”我说：“我有思想准备。为工资，我就不来报考了。只是试用期是否可以免了。我已经有了五年的工作经验，出版、发行的任何一个岗位我都能服从分配。”吉说：“你不计较工资待遇，很好。从考试成绩看，相信你能胜任各种岗位。只是试用期是社务会议的决定，我个人无权变更。如果表现好，可以提前转正。给你三天考虑，决定来，就到大东书局二楼向负责人报到。”我说：“不必了，我现在就去。” 　　一进大东书局，还没上楼就听见一片密集的算盘声，“喔！统计工作”，我松了一口气。我从小练就一手“铁算盘”，又快又准。来到二楼大办公室，黑压压一屋子人，都在紧张地打算盘，除了噼里啪啦的“算珠奏鸣曲”，没有别的声音。负责人迎了出来，打着手势把我引到楼道尽头，才能听清他的话：“吉经理来过电话，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的任务是汇总各地各校送来的中小学教科书订单，统计每种每册的订货数，作为出版部门决定印数的重要依据。任务比较单纯，但十分重要，时间又十分紧迫，要求又快又准确，千万不能出差错，印多了浪费，印少了缺货。因此，我们临时从各大书局抽调了几十位人员在做，每人每天都有定额。你就参加吧，你今天的定额可以少一点。”我说，“不必照顾，就按平均定额吧。”说罢，我立即融入了“乐队”。那位负责人像考场的监考官，来回走动，常在我身边驻足，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报道第一天，我轻轻松松地完成了三天的定额。 　　第二天一上班，负责人陪同吉经理悄悄走进来，没跟大家打招呼，谁也没有起立致意，照常紧张工作，经过我身边，他们站住了，负责人大声对吉说：“这位史先生是一把好手，就让他总其成吧。”吉很干脆地蹦了两个字——“可以！” 　　中午，负责人征询我的意见，要求各组分组统计表于当天下午五点以前集中到我这里，问我能不能第二天下午五点以前拿出一张汇总表来。我忽然想起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就说：“不需要二十四小时，有一个小时就够了。”这大大出乎他的意外，严肃地说：“你这么有把握，就请具体说说吧。”我说：“不瞒你说，昨天我在超额完成自己定额的同时，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工作方法，认为还有不少可以改进和提高效率的余地。我学过会计，做过审计，积累了一些查错纠错的经验。我在门市部记过‘流水账’，做过‘流水分类统计’，完全可以跟大家同步进行流水作业，所以有一个小时收尾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当天下午六点以前保证交出总表。”负责人满意地点点头说：“那你需要什么条件？给你配备一两名助手？”我说：“不需要。我一个人一竿子插到底，减少中间层次，效率更高，质量更有保证。只是请你给我准备两张大桌子，两把长算盘，两个台灯。”他问：“为什么？”我说：“一套流水作业，一套汇制总表，穿插进行。我准备每十张表分栏或分行折叠成一张进行统计，可以节省大量翻查数字的时间，而这需要有足够的操作空间。”负责人同意了。我没有让他失望，当天下午五点半以前就把一张准确、规范、字迹漂亮的总表交到他手里。 　　第二天，按照我的建议，负责人调整和重组了“流水线”，取消了中间环节，我帮助进度较慢的几位同事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效率，下午四点半以前都完成了当天的任务，我花半个小时收尾，五点就交出总表。统计组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从此不再加班加点，大家心情舒畅。 　　统计组的任务即将提前完成的时候，吉经理找我个别谈话。他满面春风，与前次判若两人。他一边寒暄，一边从抽屉里拿出自备的好茶叶给我沏了一杯，又从大衣兜里掏出两粒包装精美的苏制糖果塞到我手里，说：“是同志们带来的，你尝尝。”我刚要道谢，他就“言归正传”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据你的工作表现，社务会议决定提前转正，任秘书组副组长，今天就去。你的团组织关系转来了（我在原单位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你在《青年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也读了，说明你不但是个业务尖子，还是个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我很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就以‘同志’相称，你不要叫我‘吉经理’，我也不叫你‘史先生’了。”我说了几句道谢和表态的话，就起身告辞。他看了一眼“欧米加”金表，拦住了我，说：“还有点时间，随便聊聊。”顺手又在彼此的茶杯里续上开水。他说：“看来你读过不少书。”我说：“我上学不多，读书不少。但大多是躲在书店的仓库里读的，浮光掠影，一知半解，杂乱无章，不成系统。”他问：“古今中外，你都读过哪些？”我随口报出一大串书名，其中包括一些俄国和苏联的文学名著。大概为了验证我是否真的读过，更是为了启迪和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他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主人公有一段名言，你还记得吗？”我就背诵了保尔?柯察金“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少甫同志满怀深情地说：“这就是我们需要以实际行动逐步建立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辈子不碌碌无为，不虚度年华。”接着他又问：“‘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谁的名言？”我说：“是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我读的是耿济之的译文，依稀记得最后一章有一大段罗亭类似忏悔的独白：‘有时候，我像鹰般地疾扬高飞；有时候，却像破了壳的蜗牛似地蠕行归来……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少甫同志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小布尔乔亚的通病，我们要时时警惕啊！”他略一沉思，突然问道：“什么是政治？”我一时语塞。他就点了一句：“你在考卷上怎么写的？”我说：“那是我唯一被难住的一道考题。‘急不择言’，只好随手写了一句现成的话——‘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那是一次坐24路无轨电车路过一幢大楼时看到的大标语，落款是孙中山。”少甫同志说：“‘急不择言’，鲁迅不以为然。他说，不是没有工夫想，是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这话很精辟，耐人寻味。你写的那句话有一定道理，但缺乏阶级观点。正确的表述应是‘为人民服务’。”这次谈话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深远的影响。 　　秘书组的工作，我也是驾轻就熟的。根据出版社的实际情况，对公文处理作了较大的改进，简化了程序，提高了效率，清理了积案。不久，吉少甫同志把我调到经理室担任秘书。 　　吉少甫同志原则性很强，很有组织才能，思维敏捷，处事果断，讲求效率。对干部既信任放手，又严格要求。他每周主持一次社务会议，我做记录，一边记每个人的发言要点，一边归纳整理，形成每项决议的腹稿，最后一个发言话音刚落，他就让我“宣读决议”，我应声起立，拿着本子“宣读”，实际上本子里来不及写上决议文字，是根据我的腹稿宣讲的。那时有的同志还没有接触过后来常用的文言词，有一次听完我说的决议稿，指出“这项决议，要说清楚以前讨论过，并且形成过决议的。”少甫同志反应很快，说，“不必了。他有‘重申’二字，你的意思包括进去了。决议的文字要简明扼要。” 　　少甫同志不但在业务上对我放手培养，还安排我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也很放手。一天晚上，突然把我们几个人带进体育馆参加万人大会。刚在后排入座，有人找少甫同志耳语了几句，少甫同志转身对我说：“你代表出版界发言，下一个就是你。”我说：“毫无思想准备，讲什么呀？”他却说：“你边走边想吧。回音太大，说话要慢。眼睛朝前看，别看台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但没法边走边想，一是我们迟到了，没听见前边的发言，一是电力供应紧张，会场很暗，看不清会标。等我看清会标的时候，已经到了主席台前，司仪在点我的名了。我故意放慢了脚步，脑子里迅速整理了一下这几天《解放日报》的社论精神，有了一个粗线条的提纲。第一次用麦克风在万人大会上演讲，往台下一看，那么多眼睛盯着我，我觉得连面部的肌肉都在颤动，刚一张嘴：“今天，今天，今天……”分不清哪是原声，哪是回音，方寸就乱了。幸亏少甫同志叮嘱的两条帮了大忙，使我很快镇定下来，赢得了边想边讲的时间。汗流浃背地下来的时候，还居然博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回到宿舍（那时吉少甫同志已让我搬到他的单间），我们都很兴奋，他是欣慰，我是后怕。我说：“今天在稳定情绪和技巧方面，多亏你的两条。在内容方面，得益于上次你告诉我的鲁迅先生关于‘急不择言’的精辟论述。从那以后，我平时‘有工夫的时候’多想想，临场‘没工夫的时候’也能想起来。”少甫同志说：“是这个道理，关键是实践。老练，成熟，应变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靠一次一次的实践和锻炼。”夜深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少甫同志说，“听音乐吧！”一边摇着留声机，一边翻选唱片，嘴里嘟囔着：“贝多芬，交响乐，不能听……莫扎特，小夜曲，可以。”优美抒情的小提琴响起，我很快入睡。清晨起来，他睡得很香，不知他听到几点，只见桌上凌乱地放着一大堆外国古典名曲。 　　少甫同志不但在政治上、业务上指导我，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当时，我正开始初恋。双方都很拘谨，在公众场合，更是躲得远远的，像是陌生人。尽管这样，少甫同志还是有所察觉。有一天，忽然说了句：“爱人与被爱都是幸福的。”向我传递了他 “不反对青年干部谈恋爱”的信息。有一天，他送我一包桂圆肉，是用一张当天的《青年报》裹的（不是整齐的“包”，而是草草的“裹”），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打开一看，一篇《建立正确的恋爱观》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既感激少甫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又钦佩他那豪放气质下的极其细腻的感情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高超艺术。 　　 　　（本文作者曾任叶圣陶秘书，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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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0/9 1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