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复旦青年》记者对金汉珍教授、金汉珍教授之女以及金汉珍教授的学生进行采访，并撰写了《金汉珍：守护临床第一线》一文，引起良好反响。今日，复旦儿科党建学习平台重新分享此文给大家，共同缅怀金汉珍教授。 　　　　金汉珍，一个在中国新生儿医学界响当当的名字。 　　　　她拥有一份旁人望尘莫及的漂亮履历表： 　　　　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于1952年创办，她是这家医院的第一任总住院医生。 　　　　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新生儿病房于1953年建立，她是这间病房的第一任主治医生。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新生儿学组于1985年组建，她是这个学组的第一任组长。 　　　　《实用新生儿学》于1990年出版，她是这本系统性专著的第1-3版主编。 　　　　…… 　　　　这个身高不超过一米六的女子已经与多少个中国新生儿科的“第一”关联起来。我们或许可以为她一一整理，但她本人却早已淡忘。不过有一点倒是她可以确认的：此生，她从不后悔做一名儿科医生。 　　　　 　　　　穿衣只穿“阴丹士林” 　　　　“小时候，我们跟在她后面，她走，我们跑。”金汉珍的女儿告诉我们：“虽然她个子小，但是走路却非常快。” 　　　　老人左手撑住桌面，右手撑住拐杖，从椅子里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坐在她身侧的女儿三步并作两步跟上前，伸手要去搀扶她。老人头都不回，甩了甩手说：“我可以走，我可以走。”于是，仍旧佝偻着背，拄着拐杖，向房门慢慢地挪着小步子。 　　　　棉布鞋在地面上擦出“嚓嚓”的声响。“她就是这个脾气，犟得很。” 　　　　犟得很，金汉珍打小便是个“犟得很”的人。 　　　　 　　　　1920年，金家在汉口迎来了这个新成员。金汉珍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因此，父母都特别宠爱她，会经常给她买些漂亮的花裙子，可她却怎么都不肯穿。她只穿也只喜欢穿用阴丹士林（当时一种在学生中异常风靡的蓝色布料）做的衣服。她的小学校服是阴丹士林的，老师规定她们必须天天穿，她就乖乖听老师的话，一丝不苟地照做。不料，久而久之竟成了她日常穿着的偏好。 　　　　金汉珍喜欢读书，可不喜别人打断她的清幽。为了寻找一个清幽的读书之地，她便在自家阳台上放了张桌子，在桌上放了几本书。闲来无事，她就寻到这安静的所在，一头扎到书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年龄在增长，可她的脾气却一点没改。幸运的是，凭着这脾气，她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实惠。 　　　　文革期间，金汉珍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病房从事后勤劳动。刚开始，造反派勒令她拖地板，要是一时半会儿她还能咬咬牙坚持下去，但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可就累垮她了。要知道，学生时代的体育考试，她经常是在老师的庇护下才能通过的。一次，造反派抽查这些“权威”背诵毛主席语录，金汉珍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远优于他人。造反派见状很是高兴，认为她觉悟高，便奖励她，让她放下拖把拿起扫帚。人们惊讶于她的记忆力，她就答道：“他们让我背，那我就认认真真地背吧。” 　　　　 　　　　学医从一句话开始 　　　　或许这个理由会令不少人错愕，不过的的确确，金汉珍从医是从简简单单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开始。 　　　　金汉珍初中时，金家举家从汉口迁徙到宁波，她也随之进入甬江女中学习。三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上海中学，来到上海念书。临近高中毕业，金汉珍听到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说法，这让她头疼不已。如何才能“毕业不失业”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够难住她的问题。 　　　　老师推荐数学、物理成绩向来突出的金汉珍报考理科专业，可她却颇感为难：学习理科之后该如何就业。一次，与她同龄的表哥从汉口来到上海，她便询问起表哥日后的打算。“我想要考医学院。”正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金汉珍如获至宝，立即把学习医学定为自己的目标：做医生至少可以不失业。 　　　　1939年，就是抱着如此单纯的想法，金汉珍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并被成功录取。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遭到日寇侵略。于是，她便随着上海医学院辗转数千里，来到重庆歌乐山继续学习。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作为一所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的男生数量远多于女生，一个30多人的班级里通常只有7、8名女生。男生在数量上的强势甚至漫延到了专业上，在经过医学教育的全面培养后，男生在转入专业学习时大多选择外科、五官科，而女生更多的只得选择内科、妇产科。金汉珍受制于身材也只能选择内科。 　　　　在她还是实习医生时，经常会有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把她唤作“小姐”（对护士的称谓），他们不敢相信她是医生，“哪有个子这么小的医生？”她心中便萌生了做儿科医生的想法。 　　　　1945年，金汉珍学成毕业，进入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工作。此时，她的想法已经脱离了高中时代的空洞，不再仅仅为了一份工作而从医，而真正地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她开始制定自己医生生涯的第一步计划。出于儿科的专业面比较狭窄，不利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她决定先从内科医生做起，经过三年时间的磨练后再转入儿科。在内科工作三年后，金汉珍最终踏入了儿科的病房。 　　　　 　　　　主治医生的一天 　　　　195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成立，金汉珍和儿科医院的故事拉开序幕。 　　　　1953年的某一天，儿科医院首任院长陈翠贞找到金汉珍说：“现在新生儿的病患多起来了，新生儿的情况又比较特别，所以要建立一间单独的新生儿病房，我希望你负责那里的工作。” 　　　　院长一句话，金汉珍就干起活来了。新生儿病房设有5张床位，配备一名主治医生及一名护士，她们俩便是金汉珍主治医生和孔珍珠护士。新生儿科的雏形即是如此，从一个房间，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开始创业。 　　　　创业之初，贪早摸黑是家常便饭。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金汉珍总不忘来到病房，查看病人的病情经过前一晚是否出现了新情况。几乎每个病婴每天的第一顿奶都是她和护士一起喂的。通过喂奶，她能获得病婴食欲的第一手资料。让护士报告这些情况并非不可，但她始终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最真切的。她目睹有的病婴把方才刚喝下去的奶全部呕吐出来，她考虑可能是孩子不能耐受乳糖引起的，于是她自费买了无乳糖的奶，急匆匆赶回家，拿来奶粉交给病婴家长，“这奶和一般的奶粉有些差别，孩子喝了不容易吐。” 　　　　从八点起，她便坐在门诊室为病婴问诊。她对每一个病婴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都格外细致。通过观察病婴家长对孩子病史描述的反应、语气、表情等，她能够大致判断出其描述的可信度，并且记录下来，为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日后，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她同样注重对学生们判断病史的可信度能力的培养。此外，当遇到疑难问题时，她也总会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中，以备查考后更好解决。 　　　　虽然门诊时间是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但金汉珍往往会在门诊室待到下午一、两点，才回家吃午饭。同样是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儿女们，几乎都见不到她的面；即便偶尔见到了，她也是二话不说，呼呼地吃完饭，丢下筷子便跑回医院。孩子们只知道她很忙，却不明白她究竟在忙些什么。 　　　　回到医院的金汉珍片刻便再次出现在病房里，按每个病孩的需要加药、减药、换药或加营养。处理完这些，她又收起笔记本，马不停蹄地赶到儿科医院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试着从别人的经验中寻找早晨问诊时留下的疑难问题的答案。当某些问题解决后，她便把病症分析、治疗方案等各类信息丝毫不落地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查找。 　　　　晚饭后约六点钟左右，暮色已经降临，金汉珍回到病房，开始一天中最后一次的夜查房。新生儿不比年长儿童，病情变化难以预料，让她放心不下，她便反复嘱咐住院医生需要注意的病婴。当有的病人病情过于复杂或严重时，她会直接搬张陪客床睡在离病房不远的办公室内，或睡在办公室中以备万一。 　　　　不论工作有多繁杂，她都坚持把临床实际放在首要位置。做了新生儿科的主任后，她仍然每天会亲自查房。她还规定，科室所有的主治医生必须亲自给病婴喂奶，这样才能了解到病婴的临床表现和第一手资料。单纯依靠仪器的数据远远不够，医生护士的密切观察更重要。 　　　　到60年代初，新生儿病房便已经由一间迅速扩展到两间、三间，医生、护士的人数也逐渐增加；1972年儿科医院儿内科开始分专业，新生儿专业组成立，金汉珍担任组长；到80年代，新生儿科终于成立。时至今日，新生儿科已经有了3个病区、250张病床。

原文2020-2-9 发表于儿科医院档案公众号  浏览：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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