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冬林是我的文学朋友，一个很特殊的文学朋友，他在东北，我在西北，地理的遥远，风俗的迥异，让我们从性格到文风都相差甚远。但是我们都是满族人，属于同一个根脉，在我们身上有着古老女真的基因。我的祖先出自吉林叶赫镇的叶赫纳拉氏，至今那里还有叶赫城遗址。冬林在吉林舒兰，叶赫城我不止一次去探访过，舒兰在哪儿却不知，但不能否认，我和他是地道老乡。冬林恪守着旗人的规矩，从不直呼我的名字，像诸多满族作家一样，对外称我“族姐”，当面管我叫“大姐”。一声“大姐”叫得我如遇知己，感觉我们的先辈就是一个牛录里奋战厮杀同生共死的巴图鲁，是一块儿打狍子捕大马哈鱼的兄弟。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了热爱和自豪，满族是一个崇尚自然，尊重生灵，善良朴实的民族，在满族作家的身上，这种特质尤为明显。 　　没认识冬林以前先认识了他的文章，70年代，我在西北的黄河机器制造厂上班，给报纸写过一篇小小说，是个有一搭没一搭的业余作者，我不关注文坛，对作家也没兴趣，我甚至搞不清贾平凹和路遥谁跟谁。但是我爱看书，许多大部头的外国文学名著都是利用值夜班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完的。七十年代后期，“文革”的文化禁锢还没有放开，只是到了后来报纸杂志才有了稍稍的松动。有一天我读到了一篇《想你，妈妈》的散文，作者胡冬林，这篇文章直看得我泪流满面，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情真意切的文字，对生命的感悟和理解，借母亲来写长白山，直指人的胸臆。后来我进入了文学写作，读了不少作品，唯有这篇，几十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好文章会印在读者的心里 　　，我料定作者是个行家里手，是个大作家。 　　21世纪初，我在丹东满族文学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胡冬林，那次参加会议的还有舒乙、关纪新、孙春平、赵宴彪等人，都是活跃在文坛上的满族作家。由此我才知道我钟爱的那篇散文的作者胡冬林竟然是一个年轻人，他在写那篇让我泪流满面散文的时候二十岁初头。二十初头的他已经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了，而我那时候已经老大不小，拖家带口，学问无成，没有任何人生目标和想法，只是为红盐白米的日子奔波。于是深感在文学长跑的道路上不能停歇的含义。 　　初识的冬林开朗阳光，爽朗痛快，大豪气，好酒量，我看着眼前的小伙子总是无法和他文中“……我哭，但是不能哭，因为太压抑了，黑色的浓重的压抑……只能默默地抽泣。……爸爸和我这种性格的人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碰壁的人不如死了好……”的文字联系不起来，遂知道，一颗明朗的内心必有苦难和深沉来衬托，这样才完整，才有重量。 　　猛然又想到自己，批斗会、大字报、下放农场，割麦放猪，命运一通的蹂躏之后，才把文学给了你。看破生死，再度踏进阳光那是一种大彻大悟的豁然，一种将生命交付于自然万物的坦荡！ 　　当时冬林正在长白山深处蹲点，无尽山峦，茫茫林海，是长白山的主调，那些松塔、蘑菇、苔藓、狐狸、狗熊、青羊，由他的嘴里道出，如数家珍一般的熟稔，那情景就像是诉说院里窗前的枣树，大门跑进跑出的黄狗。我们听得都入神了，加之冬林那绘声绘色的讲述才能，直观的第一手材料，真让大家羡慕不已，这样丰满的素材是深入基层的得天独厚。长白山，那是满族的发源地，是个多么让人向往的地方啊，我相信，冬林一定能写出大东西，好东西！写出一部和自然融为一体的佳作！ 　　正如冬林说的，“在水泥森林的阴影中倾听森林的故事是一种享受，”我更认为是一种奢侈，因为我能体会到在寻觅青羊时脚下碎石滑落的危险，雪地追踪水獭相伴的潮湿寒冷，与偷猎者抗争付出的代价和无奈，为了一朵蘑菇的生长在秋雨中的孤独守候……那是要用生命、时间、运气、勇敢为代价的啊！无尽的艰辛成就了一个个光彩照人的传奇故事，它们来自于真实，来自充满了信任的魅力和善良平等的本性。来自于作家向自己的挑战。 　　我跟冬林说，他苦苦寻找的青羊，我见到过，当时它正沿着一条流水的山沟向上攀，走几步停下来回头望望我。 　　冬林说：“有这等事儿？” 　　我说：“当然。”我告诉他，春末的夜晚，我还听过它在山林召唤同伴的鸣叫。青羊在西北的秦岭山地常常地与人不期而遇，秦岭丰美的水草，潮湿的气候，适合青羊、麂子、羚牛、熊猫一类动物生长。 　　原来冬林在长白山地扎根蹲点的那段时间，我也在陕西周至老县城村挂职，那里是秦岭腹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村落深藏于原始森林中，竹密林深，是大熊猫的故乡。我不敢高攀什么主义，妄谈什么意义，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只是想呼吁大家关注保护这片山地，让它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承担作家应尽的责任。陕西人将秦岭称为“父亲山”，它3700多米的主峰太白山，隔断了南北气候的交流，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我住在动物保护站的“楼房”里，跟着巡护队员们一块儿巡山，他们一个月工资当时500块，进山没有补贴，巡山比老乡的伙食要高级，出门携带两个干馍夹辣子酱。大家常开玩笑，戏谑我们是大王手底下的小妖，每天奉命巡山，手里就差拿着令旗了。大王是谁，山神爷也，我们是给山神跑腿儿的！那期间，对于山野动植物的关注成为了我写作的主题。我写了秦岭最后一只老虎在1964年春天被猎杀的纪实文字《老虎大福》，写了《熊猫碎货》、《长虫二颤》、《猴子村长》、《狗熊淑娟》等等小说，写了《秦岭无闲草》、《秦岭有生灵》等纪实作品，呼吁人们关爱山野的生灵，关爱秦岭。我说在山里蹲点几年，我换了一副狼心狗肺，言外之意是我懂得了用动物的眼光，从动物的角度来思考生命，来看待我们越变越严酷的生存环境，从而衍生出一种忧虑，一种愤慲，一种不公，一种对各类生命的尊重和我们必须重新认知世界的迫切心情。 　　我喜欢秦岭的恬静淳朴，留恋它的简单直接，我在大山深处灵魂受到涤荡，感觉变得清新独特。2000年到2009年，我在老县城村整整生活了九年。老城曾经因土匪猖獗而于民国二十五年荒废，城内只剩9户人家，户年均收入不到百元，这里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更谈不上手机信号，不通公路，唯一的联络方式是“捎话”。大熊猫晃晃悠悠进“城”，羚牛称霸抵死村民，金丝猴喧闹于村后的树林，花豹藏匿南坡的山岩……这里是和城市完全不同的两重天地，很多作家朋友去看我，住不了两日便匆匆离开，受不了那厕所，受不了那粗砾的吃食，受不了那寒冷阴湿，最要命的是受不了那孤独和寂寞。夏天草莽中烟一样飞腾的小咬，枝干上晃动的旱蚂蝗、草窠里蠕动的麻色蝮蛇，地面轰然腾起的毒蜂，看起来不起眼，却都是惹不起的货色。冬天有大雪封山的难耐，围着火塘吞咽着简陋的浆水菜、玉米粥，窗外是呼啸的山风…… 　　这是真正的磨砺，真正的自讨苦吃，比起山民和巡护员来说，我有工资，有职务，待遇是在天上！ 　　但是我爱他们，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在这里，人的灵魂得到了升华。我知道了人还应该有另一种追求，叫“境界”。 　　这期间，也正是冬林在长白山常驻的年月。我们能理解彼此的付出和感觉，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召唤，让我们一东一西，沉寂于太白山、长白山两座大山之中。冬林将长白山看作他的母亲，“我靠着长白山的山岩，像依偎着妈妈。妈妈和长白山，她们是多么相象啊。……这里的山巨大、多姿，这里的水宁静、深沉，在自然面前，立刻就看清了自己的浮躁和浅薄。人们都说，置身于自然当中，会忘记世上的忧烦，我却总是想着妈妈……” 　　将山川河流融入血液，化为一种发自肺腑的爱，这就是冬林。 　　每次开会见面，我们的话题离不开动物，离不开山林。我喜欢听长白山狗熊和蘑菇们的故事，冬林爱听太白山羚牛的猛撞和大熊猫的卖萌。有时候上边开大会，我们俩坐在后头开小会，说到意会处，拍着桌子大笑，引来别人诧异的目光。 　　是的，在山里待久了，和繁华、假装，和道貌岸然已有些格格不入。 　　为写这篇怀念冬林的文章，我特意向冬林的妹妹夏林要来了他近期写的几部著作，无一例外全是和山林动物有关，有些著作是我们聊天时冬林答应寄给我的，因为我在国外，却没有来得及。这次触摸着这些晚到的作品，内中还有着冬林的印章，沾染着他的体温，便觉得是老朋友从另一个世界会心的传递，不禁悲从中来。 　　冬林的笔没有闲着，他写出了《鹰屯》、《青羊消息》、《野猪王》、《巨虫公园》等等作品。2007年他在森林里发现一处火场，及时报案；2010年，从狩猎者手中救下一头熊；2012年与盗猎五头熊的惨案展开不懈斗争，体现了无私无畏的正义精神……冬林说：“五年来我过着一半森林人一半写作者的生活，克服了孤独伤病以及在城市里想不到的种种困难，甚至阻挠恫吓……”，“好媳妇（熊）和火狐狸、青鼬、山猫、灰松鼠、小飞鼠、野猪、狍子、黑啄木鸟、褐河鸟、星鸦、绿啄木鸟、松鸦、棕黑锦蛇等许多动物，是我山上的近邻，也是我作品的主人公。它们给了我解读生物进化真谛和原始森林奥秘的金钥匙。我时刻把它们挂在心上，常去看望它们，哪怕只看见一丝爪痕、一个模糊的足迹或一截粪便，都感到无比高兴。” 　　一个真正的作家，首先得有一种担当精神，我敬重冬林，为有这样一个作家朋友感到自豪。在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会上，满族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集中在了一张饭桌上，齐齐一大桌人，还没有坐下。望着一张张年轻的和不年轻的面孔，我的心里满是激动，文学的人才济济，文学的脉络源远流长，这是民族的兴事，时代的兴事。大家举杯，为民族文学的繁荣昌盛干杯。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对坐在旁边的冬林说，夏天的时候我要到你的长白山去摘蘑菇。冬林说，你就住在二道白河，我替你租一间空房，给你介绍一帮老娘们儿，你们肯定能混到一块儿去…… 　　房还没有租，老娘们儿还没有介绍，冬林走了，走得很突然，让人猝不及防，关纪新将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不能相信，一个生龙活虎的朋友竟然从我们当中消逝了，怎么可能！他还年轻啊！ 　　一个参透生命密码的朋友永远地离去了，追随他的妈妈，追随着他亲密的动物伙伴去了天堂。天堂里再没有偷猎，没有杀戮，那里四季如春，鲜花盛开。 　　安息吧，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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