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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转载牙齿晒太阳原创:从小商小贩的被驱赶与日系便利店的发展想到上海城市管理上的矛盾和问题

牙齿晒太阳

  转载牙齿晒太阳原创:从小商小贩的被驱赶与日系便利店的发展想到上海城市管理上的矛盾和问题(2018-02-11 21:07:56)[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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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点评:
  这是牙齿晒太阳寄给我看的一篇他尚未发表的博客文章,作者是一个打工者,是土家族人。他2012年来上海打工,做过房产中介的营业员,餐饮业的伙计,支付宝的推销员,便利店的营业员。他今年三十岁了,每个月的收入在四千元左右,打工时都作为兼职工,收入扣除房租、饮食等必须的生活开支以外,所余不多。他为了增加收入,常做夜班,很辛苦。他在打工之外的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和思考问题,他读过南怀瑾的许多著作,然后直接去读《论语》、《孟子》和老子的《道德经》,也去读毛泽东的著作,读马恩的著作。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但也慢慢学会了如何观察社会、思考问题。他也有不少忧虑,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会如何?这篇文章他修改过四、五次,前后花了半年多时间。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管理,如何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学习了相关文件,感到目前城市管理的指导思想有一些问题。全文的宗旨是积极的,从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知识和才能从哪儿来的问题,是从实践中来的。他没有念过大学,更没有读过研究生,但对问题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尽管文章篇幅有点长,前后还有重复的地方,但主旨是积极的。我问他为什么不用真名,他说他现在便利店打工,如果用真名,会被辞退的。吃了东家的饭,不为东家说话,能站得住吗?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大多数打工者的利益,我是骨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只有国家好了,自己才有希望。在少数民族中出这样一个人才,实在不容易。我们的领导,如果能多倾听一下来自底层群众的心声,对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朱永嘉
  牙齿晒太阳:从小商小贩的被驱赶与日系便利店的发展想到上海城市管理上的矛盾和问题
  
  《周礼?地官?司市》:“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即在西周时期引车卖浆,贩夫走卒的小摊小贩已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摊贩兴起,上海路边街角的小摊贩卖供应给老百姓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粢饭团做的廉价早餐。在中国90年代后私家车增多,对交通通畅要求增多,摊贩与车争路的矛盾也增多。9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开始建立城管制度,上海也于1998年建立城管制度。此后上海对摊贩的阻碍交通、食品卫生管理增多。现在的上海与80年代相比街头摊贩已经少了很多。
  目前市场上的很多公司招聘员工普遍是要35岁以下的人,于是很多年龄大、上有老下有小、缺少谋生技能、家里又缺少本钱的人就只能去街头摆个小摊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多人就是去街头摆个摊卖煎饼、粢饭团、玩具、鞋垫等等。其实许多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招工限制在35岁以下的做法是违反劳动法的,多年来没人管。我常在上海街头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以中老年人居多。有次我在上海的一个地铁站出口附近见到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卖煎饼,和他们聊天,他们说“自己是安徽人,儿子在工地上做包工头,摆摊就为给儿子还房贷,今天摆完摊还要给儿子带孩子”。我对他们说“现在搞房地产很赚钱,你儿子做包工头了怎么还用得着你们出来摆摊”。老阿姨对我讲“哪里赚钱了,工资才几千块钱,欠了几十万房贷”。听完后,我不说话了。近几年供给侧改革下为解决生活中各种各样问题走小商小贩这条道路的人就更多了。在上海一到上海体育馆有明星演唱会就能看到些衣着光鲜模样气质都好的年轻男女,在地上铺块塑料布,上面摆着明星签名照、荧光棒、彩色眼镜等等摆地摊。有时候我能在一些街角看到漂亮的私家车后摆着一大堆毛绒的玩具娃娃卖,让我想起2011年时我和表哥在深圳过万圣节,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世界之窗大门口,看到很多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从漂亮的轿车下来,他们从车里面拿出一堆小玩具、袜子等等来摆地摊。我当时很奇怪,他们开的起轿车还用的着摆地摊,卖的东西够不够油钱?
  2012年我来上海打工,晚上时不时能在街角、小巷子里见到有人打开轿车后备箱摆摊,跟城管玩起猫抓老鼠游戏。后来了解到这些开着轿车来摆摊的多是学历和收入都比较高的白领阶层。很多白领就是下班后偷偷摸摸摆摊或者开黑车赚钱来还高额的房贷、车贷、养孩子,他们负担很重。现在新常态经济,很多行业不景气,很多企业减薪,他们的压力很重。曾经跟个摆地摊的女白领聊天,她说:“老公工作的建筑公司经营困难拖欠4万块工资,老公也暂时没了工作在家带孩子,自己有份正式工作做着,发的工资都还了房贷,自己也不是每天都有空出来摆摊,就赚个菜钱。”我想到她现在工作稳定还好,还能摆个小摊勉强维持生存,但市场经济总是在兴衰变化中,哪有铁饭碗这回事,还房贷的年限通常都是在15-30年之间,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想起同事老陈还了三年房贷还有二十几万,将来他能还的清吗?在上海养个小孩稍微要有点档次抚养成人得要上百万块钱,这负担够重的,她能承受的了吗?像这个女白领每天上完班就来摆摊,很损害身体的,哪个人将来年龄大了总免不了生病的,医药费很贵的。我不知道这个女白领怎么办?她的钱都用来还了房贷,将来老了怎么办?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在1998年推出的以房地产、教育、医疗做为产业支柱,曾经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发展至今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能够消灭一户中产家庭,一场大病能让人负债累累,养小孩的高成本也让很多人望而感叹“养不起”,于是选择做不生孩子的丁克家庭,很多青年也选择单身。这样发展下去人们还会相信靠自己的勤劳聪明才智就能改变命运?会更喜欢读《骆驼祥子》这部小说的,骆驼祥子无论如何勤劳如何能干也跳不出贫困的命运,生存都很困难。
  这样的形势,那些以房地产、教育、医疗等行业做生意的人还能继续如以往那样赚钱吗?恐怕也很难了。如今富豪榜上,王健林的万达逐渐被马云这些靠互联网兴起的暴发户取代了。最近发生的一些如新科电器等知名大企业倒闭,就是老百姓还房贷、治病、养孩子没钱了,哪里会有钱做其他消费,这是贫富两极分化在城市的反映,那么实体经济萎缩就是很正常的事。L型经济下工作岗位大量减少,一些企业单位效益不好减薪也很正常,有很多老百姓摆个摊解决生存问题,一些老百姓工资低,要还房贷、养孩子,生活成本高,去摆个小摊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也是必需的,难道不应该支持吗?为了点市容卫生问题而断老百姓的活路不是好办法。像2009年辽宁省发生小摊贩夏俊峰被城管没收谋生工具后杀死2个城管案,死亡城管被追授为烈士。这是小摊贩的生存底线被击穿,铤而走险。发生这一类恶性事件,我们不能完全怪小商小贩,因为这是他们的生计,也不能完全怪城管,他们是奉命办事。要检讨的是我们城市管理的政策是否符合实际,要反省的是我们城市管理工作是否有一些脱离实际了。中国有句话叫“稳定压倒一切”,这样脱离实际的城市管理方针如何去稳定社会?弄不好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冲突,这是值得城市管理的领导们深思的地方。
  “我看到有些城市,街边到处是小店,卖什么的都有,不仅群众生活便利,整个城市也充满活力。但有的城市规划、管理观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没有百姓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城市就会萎缩,流通领域的商业发展也就失去了根基。之前有个别城市,夏天不让农民拉西瓜的小板车进城,说是影响城市清洁,让老百姓吃不上西瓜,农民也赚不到应有的收入。政府难道就没有解决清洁问题的办法吗?”进而强调政府必须要提高规划、管理能力,决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说难听点,这不就是懒政嘛!”普通老百姓只有工资收入来源,缺少获取其他经济收入来源的方式,摆摊是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以往很多地方政府在这个方面约束条件多多,老百姓怎么办呢?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这样定,管理可以这样做,但是人是要吃饭的,孩子得要养,房贷车贷都得要还,这处理不好就是大量房贷断供事件发生,导致银行系统发生金融危机。不知道一旦有大规模断供事件发生,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和突发事件,国家能有多少钱来兜底,后果如何我是想象不出来的。当前中国如何管理好小商小贩是关系到将来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可是考验当前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地方,正是柳宗元《封建论》“秦不失于制,而失于政”。靠拍一部《战狼2》宣传“无论你在海外遇到了怎样的危险,请你记住,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话团结人民的作用是有条件的,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底层人民群众的需要服务,而不是从管理者管理方便、眼不见为净出发,促成百业兴旺,大多数老百姓真能拿到手里的才是实在的,这才真正有安定,这才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地方。在上海与便利店竞争的小摊小贩就是这样一群生活困难的人群。
  上海市政府在2011年时候开启了早餐工程,就是召集一批如老盛昌、新亚大包、芭比馒头、吉祥馄饨、鸿瑞兴面馆、王家沙点心等等上海知名企业,建立工厂化生产的中央厨房,在很多街头设置早餐亭,这样子便于政府管理食品卫生安全,比管流动的小摊小贩容易多了。我在街头看到这些早餐亭比报亭还小一圈,里面东西不多。我看到像芭比馒头、老盛兴的门店门口常常有一群中老年人排起长队,堵住了半条街。上海常住人口约2500万,靠这些企业是满足不了人们吃早餐的需求的。像老盛昌、丰裕的门店是纯餐饮的,他们一个门店雇佣的员工通常二三十人起,选择的地段要求比较高。像芭比馒头、早餐亭这样的只靠早上卖早点完成一天营业额的绝大部分,很挑地段。便利店切入的市场很广泛,归纳起来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夜宵+水、饮料+休闲零食、小吃、酒+日常杂货+代缴水电煤气费,其中以餐饮和饮料销售占比最高。便利店是适应像上海这种大城市人们长距离出行,如在上下班路途中、上学放学途中、逛街吃个东西喝点水的需要。便利店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的,通常一个店的营业员是四五个人。比较而言那些外资便利店能适应更多地段,能适应大量流动人口经过所在地段路口的多种需要。所以城管对小摊小贩的驱赶,政府搞的早餐工程,国营便利店营业额比较低,实际上得利最大的就是外资便利店。外资便利店里的商品价格普遍比较贵得多,实际上推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上海成为中国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有便利店的功劳。上海很多日系便利店平平常常一天一两万的营业额就是这么来的。日系便利店公司的商业模式都是把最赚钱的鲜食工厂抓在自己手里,门店都以加盟为主,即是把房租、水电、营业员工资这样的成本中心都甩给加盟店老板,还收取了一笔加盟费,然后便利店公司与加盟店老板共同分享经营所得,很多日系便利店看着人流如炽,加盟店老板实际赚的不多。上海如此发展,只是富了几个日本便利店公司。
  中国小商小贩历史悠久,其中有爱钻研技艺的人,发明的美食成为影响深远的名菜,他们没有改天换地能力,凭借自己小小的才干与名垂青史的明君贤相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他们也构成了一城市独特的地域特色,吸引过路的游客流连忘返,变成美好的回忆。现今的小摊贩因地方政府的管理措施、城管驱赶、高房租对摊贩的挤压,这些很多手工制作的美食在上海的街头已经很少见了。在清朝末年成都很多小贩卖牛杂碎边角料给脚夫、拉黄包车的、穷学生吃。在民国时期的成都街头摆小摊的郭朝华、张田政夫妻,拿回民不要的动物内脏,切成薄片,佐以红油、辣椒、芝麻、香油,放上切碎的芹菜,做出来的食物,颜色金红发亮,味道麻辣鲜香,贩卖给吃不起肉的贫民解馋,很快打响名气。因为当时成都人管废弃的动物内脏叫“废片”,名气打响后夫妻俩觉得名字不好,所以就改名为“夫妻肺片”,其实并没有牛肺。很多传统美食就来源于生活中的小商小贩的发明创造,构成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在传承中国传统美食中丢掉了很多宝贵的财富。
  2006年,上海滩老字号王家沙,响应上海饮食协会恢复传统饮食号召,找了几个老师傅做“老虎脚爪”早点。这个早点是因其正面突起六个尖状物,颜色呈焦黄,由于是手工制作六个角时常分得很开,形状类似老虎的爪子,故有老虎脚爪之名。当时王家沙一天卖5000只。因为做老虎脚爪要用烟熏成枣红色,搞的店里客人嫌弃,换了位置做被城管撵,所以做了5个月后便不做了。很多老上海的传统美食就这样随着岁月的变迁消失了,很可惜。
  城管对小摊贩的驱赶,高房租对摊贩的挤压,如上海早餐的四大金刚这样的东西在上海的街头已经少见了。反而导致了各种品牌的便利店遍布了上海。现代餐饮连锁企业,它们的生产都如肯德基、麦当劳一样是工业化标准生产模式,按自己认为最好的味道标准化生产,客户吃到嘴里的东西都是一个味道,在世界各地搞扩张。日系便利店也是如此。这些企业越发展地方特色越消失,上海的旅游魅力越消失。2013年上海整顿最著名的彭浦夜市,官方的说法是“因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造成环境脏乱差、社会治安问题等多种不良影响,对无证设摊现象进行集中清理整治,部分摊贩被引导到其他场所进行合法合规经营”。2014年上海对摊贩集中整治,官方的说法是“对居民小区、集市菜场、轨交站点、学校、医院等市民生活出行集中区域的无序设摊和中心城区现有104处无序设摊聚集点,将开展集中治理。同时,将加大城管、食品药品监管、工商、公安等执法队伍街面巡查执法力度,加强联勤联动,如发现无序设摊,立即予以阻止直至依法处罚。人民广场地区、徐家汇地区等26个重点区域和90条交通主干道体现了上海的整体城市形象,对城市交通运行和市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被列为严禁设摊区域”。像轨交站点、学校、医院等市民出行集中的区域正是便利店重点选址的区域,罗森便利店得以抓住这次整顿带来的机遇,从2013年的300多家门店开始迅猛增长,到2016年底已经达到800多家。全家也因此机遇在2016年迅猛增长到1000家。上海最繁华的人民广场至外滩段,现在变成了日系便利店罗森、全家最密集布局的区域,现在外国人漂洋过海来上海感受异域风情,步行逛外滩、南京路、人民公园后,只能吃盒饭、牛奶、面包了。慕名而来的外地人现在也专程到上海旅游吃日系便利店的盒饭、牛奶、面包了。上海的地域特色在哪里呢?魅力在哪里呢?
  上海官方公布的旅游数据:“2012年上海实现旅游收入3650.55亿元,国内旅游收入3224.39亿元,旅游外汇收入55.82亿美元,全年接待国内游客数2.51亿人次,接待入境游客数800.4万。2015年旅游收入3500亿元,其中国内旅游收入3000亿元,旅游外汇收入59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数达2.7亿人次,接待入境游客数800万人次”。旅游业给上海带来了很大一块经济收入。彭浦夜市,铜川路……这些曾经著名的夜市逐渐淡出消费者视野后的2017年9月上海市政府相关官员表示:“此前考察,他们发现,不仅仅是本地人,外省市、国外消费者来到上海,同样会问一个问题:晚上去哪里好玩?他坦言,上海现在的夜市不吸引人,如何整体重振夜市经济,工作之余怎么留住人,值得深思。目前对于夜市的想法是,首先功能要基本满足当地消费需求,包括国内外小吃、餐饮。其次是打造重点,地铁线延伸后,商圈、综合体完全按商业需求配套夜市布局,应该研究透消费需求,完全按新要求提升。再次,按上海城市建设、规划改造进行,不搞低端夜排挡。”同月办的上海购物节邀集了大批知名餐饮企业,还把“阿大葱油饼”、“梦花街馄饨”这样的网红美食引进了。这样的民间手艺人参与官方主办的夜市是少之又少。像阿大葱油饼是阿大做了一辈子的谋生手艺,功夫都在手上,味道好自不必说。餐饮行业的工资一直是多种行业工资排名里面倒数的,毕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手工制作。现在人们生老病死的费用都很高,上海的生活成本也是全国最高,餐饮业员工流动性很大,有几个人对手艺去精益求精呢?很难做出吸引人的美食,很难出人才的。知名大餐饮企业大有大的难处。便利店的食品都是工厂流水线模式的中央厨房生产的,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哪有手工制作的中餐味道好吃呢?这样的饮食有什么特色呢?标准化生产,同样的产品永远是同样味道,影响全世界便利店行业发展的7-11便利店董事长铃木敏文就说了“越美味的东西越容易吃腻”,便利店哪里能产生经典名菜。
  世界上有三大烹饪王国,即是中国、法国和土耳其。中国因其历史最为悠久,疆土庞大,民族众多,各地气候物产差异极大,因此餐饮种类也最为丰富多彩,中国也居三大烹饪王国之首。中餐里有很多经验技巧秘而不宣,很多东西也只在民间手艺人里传承,它是手艺人无数次操作后孰能生巧做出的独特味道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小摊小贩自己做老板,为了求生的需要进行创新,孜孜不倦的对手艺精益求精,产生如夫妻肺片这样的名菜,他们大大丰富了旅游景点的地域特色,这是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城管如果能帮助小摊小贩解决生产中间的各种问题矛盾,既解决了社会经济矛盾又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餐饮文化,还繁荣了上海这种旅游城市的地域特色,这就很好的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反之为点市容、卫生问题而对小摊小贩进行赶的很多地方销声匿迹,实在不是明智的做法。
  日系便利店公司为了方便在中国大力拓展业务,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公司股权以台日合资为主,站前台的都是台湾人,这样做就是降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人反日情绪,还能换的中国人好感,更能从政治上获取中国政府这样的支持——“支持日系便利店的发展就是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实际中真能如此吗?以历史案例为例,摘录资料如下:“2009年1-6月,由工信部、国台办出面,连续两次组织中国九大彩电厂商,赴台湾采购液晶面板,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总量超过1200万片,将台湾液晶面板企业,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而大陆企业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台湾人联合韩国在背后捅一刀。韩国企业从2009年2月起,突然以现金向台湾广达、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并签署2009年度采购协议。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立刻让大陆面板开始严重供不应求。同时韩企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开始涨价。2009年3-8月涨幅达30%以上,导致中国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而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 跟进控制产量,从中大获其利。一句话,当时的中国彩电企业,是跪着求生存,送钱买东西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鼻音。”中国80后、90后这群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普遍从小到大是好好读书为考大学,做菜做饭的基本生存技能都没得,他们只能买着吃,如今是大量中国人做餐饮的小店大批倒闭,卖盒饭的日系便利店快速发展,长久过后的中国人难道每天吃碗饭都得看外国人的脸色,生怕人家不高兴,手握一堆高科技之后却发现“吃饭是天下第一等大事”。说到底中国对外开放的某些具体政策要想一下对谁有利的问题,否则的话,弄不好会变成出卖自己民族和国家基本的利益,开放不是无条件的,应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便是是否有利于我们国家大多数群众的生计,随便怎样,可不能伤害我国民众的利益,这也是工商与城管的领导部门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可是立国的根基。
  上海市政府官员现在这么做也有他们的难处,因为上海有约2500万常住人口,人是各种各样的都有,的确有小摊贩抖小机灵用工业盐做烤鸡腿吃死人的事情见诸报端,中国官方的做法就是出事情了当地官员就地免职,所以会有城管要驱赶小摊小贩,现在勉强在上海街头出现的小摊小贩都是租人家门口,卖个煎饼也比较贵,早上10点就得收摊,给店老板白天做生意让路。这些小摊小贩日子过的很艰难,老百姓也承受了更高的物价。那么出了问题后的做法都是就地免职,这让只会当官没有其他技能的公务员怎么办、所以只能是少作为、不作为的懒政。其实免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许多问题要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才能解决,免职这个简单化的办法,有时反而成了搪塞,其实可以把免职的通知放在手上,责成有关官员若干时间内解决问题,否则才予以免职。像陈立夫被蒋介石赶出台湾,在美国流亡时期与人合资办个养鸡场谋生,全场职工就他自己和他老婆,让习惯了西装革履做文职工作的陈立夫突然来养鸡,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日子过的很艰难。中国在这一点上的管理还不如封建社会。柳宗元《封建论》中写道“秦不失于制,而失于政”,按当下情况讲就是行政管理的主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有问题,缺少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多了为人民币服务的情况,如何管理好小摊小贩,既要保证他们生存基础,又要改善卫生和市容,这才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功课。否则的话,只会把监管工作与群众对立起来,长此以往会出乱子的。
  上海连年上涨的门面房租,小个体户是难以承受的。我曾经路过上海一个地铁站对面一家大眼包子铺,看到要转让,打听得知房东把租金上涨到每月六千元,包子铺老板出不起,只能转让。上海又不让摆摊,只好去其他城市或者回老家。这给几十米远的全家便利店腾出市场空间,外资吃的更加肥壮了。我跟开在几家便利店附近卖特色炒饭的小老板聊天,他说“现在外卖平台收费高,用它的骑手送一单要提成17%,除去它的手续费我就没什么赚头了,接了外卖平台的单自己送还能便宜点”。有天我在一家卖牛肉面的小面馆里吃面,男老板拿着手机骂道:“我们店里的外卖最近越来越少了,你们城市经理肯定有问题。”哇啦哇啦骂了一堆。过后一段时间我再来吃饭,见店老板一脸丧气的跟客人聊天说:“自己租的一房一厅毛坯房一个月就要2600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就晚上回去睡个觉而已。”跟客人唠叨了半天。这样的居住环境也就比农民工租个床位好点。我见到他店里雇佣着四五个工人,租着这个比较宽敞的门面,现在人工工资和房租通通上涨,送外卖提成也高,客户也减少,他们卖10块钱一碗面,赚的确实不多,经营所得还要除去自己租房子和家里人杂七杂八开销,日子也不好过啊。洗竹溪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根据这一方针,房地产业应尽量向为中低端群众服务的方向转变,尽量扩大平价房的增量,那么房价自然就会慢慢平稳下来,平息住房问题上的奢靡之风,让屯地、屯房者无利可图。现在房价上涨受到限制,但房产商带头抬高房租,出现了一股租金上涨的风潮,老百姓日子还是不好过。真希望洗竹溪能再说一句话,刹一下目前无端炒高房租的歪风邪气,刹一下房地产商那种唯利是图、不顾民生的劣根性。
  日系便利店是跨国大公司,它们在采购鲜食原料、饮料、零食等等方面可以拿到比小个体户低的多的价格,它们通过中央厨房的工业化大生产的高效率大大降低鲜食生产成本,门店密集布局,物流配送是交给社会上其他物流公司的,物流成本低,一家便利店通常是四五个员工。日系便利店公司这种商业模式,有资金、成本、规模上的优势,所以上海的房租、员工工资连年上涨对他们来说只是不费一枪一弹消灭了很多做餐饮的竞争对手,为他们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正是“无为无不为”。日系便利店多选在办公楼下面、医院门口、学校附近、地铁里,人们不用订外卖也能很方便的买到盒饭。而中餐馆大多没有这么好的位置,很多人不想吃便利店的盒饭又不想走的很远就只有订外卖,配送费一加上,价格就贵上去了。7-11便利店董事长铃木敏文曾经对记者说:“外卖曾经有一段时间造成便利店盒饭销售下跌,我们研究了一番后,觉得不用担心。”当时正是外卖平台大战,有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等等展开补贴大战,外卖很便宜,便利店的盒饭受到了冲击,现在外卖行业垄断了,补贴自然没有了,配送费不便宜,对餐饮商家做配送收取的提成也高了,最终推高了餐饮商家食品的价格,便利店公司自然不用担心了。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出现垄断的情况,它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自己的垄断利润,如马云的阿里巴巴便是一个典型,所以他才会说一个月赚一二十亿那种炫富的话,真正需要政府认真管理和加以限制、整顿的就是这批垄断企业,要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能兴旺发达,市场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兴旺,大大小小的商人、普通百姓的生活才有保障。
  特朗普在其最近拟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高举“美国优先”这个旗帜,其中有33处提到中国。其中的“美国优先”,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优先,他们已经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了。其实质就是回到过去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来的总会来。躲下雨是自讨苦吃,雨前插秧播种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千方百计让大家都能生活富裕。毕竟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可能产生于国内大多数人穷困中,这是经不住风吹浪打的。
  中国过去的发展靠的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就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婴儿潮贡献的大量人口,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婴儿潮延续至1973年)和80年代(主要是1985-1990)。这三次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中国农村贡献的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市场把中国制造推向了世界顶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代劳动力之所以廉价,只是建立在农村人口再生产成本低,同时中国也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成长出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不是指中产阶级),即富裕起来的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大部分中农与富裕中农,用打工收入改造宅基地上的住房条件,把茅草房变成瓦房和小洋房。他们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是他们一生心血所得,在农村他们生活的成本要低得多,可不要随便拆他们的房,逼他们入城啊!现在劳动力已是第二代农民工,或者80后、90后的青年工人。他们回不了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城市成家了。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所以这个阶层中的很多小家庭早已经被房贷、养孩子、疾病、养老这几座大山把经济弄得紧绷绷的。现在又有很多用人单位只要30岁以下,35岁以上的岗位就少太多了,打工者就很难找到工作。30多岁正是很多人比较成熟有社会经验有办事能力的年龄,居然没人要了。这些公司的做法虽然违反《劳动法》,但没有相关部门管这个,也不理会习主席说的“身份歧视”,即便是管了,打工者继续打工,以现在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要负担现在的房贷、养孩子、医疗、养老等费用那也是很难的。就如我在饭店里打工看到的,男领班和女服务员恋爱后不久女的怀孕了,丈母娘和岳丈跑到公司宿舍来闹“怎么跟没钱的悄悄结婚怀孕了”,好好折腾了一番,后来女的要生孩子,男领班向平时关系打的火热的同事借钱,这个同事就玩起“钱都借给别人”的游戏了。我在饭店里打工见到过,有同事家里人在广东打工出车祸后急需钱医治,向周边同事借钱,但大家都是拿上海最低工资的,实在没有多少钱可借。我在上海打工见到的很多打工者,多是单身,这是没办法的,现在生老病死的成本太高了,只能如此。很多做底层工作的人连五险一金这样的社会保障都没有,生病了、老了过日子很困难的。现在的打工工资也仅仅是只能维持个人的生存,摆摊是很多人解决生活中种种困难的办法,就如见到的摆煎饼摊帮儿子还房贷的老夫妇,工资都还房贷了摆摊赚生活费的白领,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城管驱赶小摊贩在特定条件下就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情就演变成小贩杀死城管。放开摊贩就是让很多人绷的紧梆梆的经济变得松些,日子好过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出现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已经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2016年上海外来人口减少15万,这个趋势将是长期的。过去中国巨大人口优势把中国推向强国,如今开始转化为巨大人口负担,这个历史的转换期应当如何应对呢?总不能出现中国跌倒,美国吃饱。前苏联就跌倒了,美国吃饱了。
  稳定是相对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形势也会变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在是人口红利消失期,很多老百姓在房贷、养小孩、医疗、养老负担下解决困境的办法就是做小摊小贩,他们的商品是廉价的。便利店在超市、大卖场、购物中心、仓储式商场等等零售业组织形态中因其地段最好、面积最小、单品品种和单品数量最少,所以同样的商品在便利店卖的价格比较其他零售组织卖的价格都是偏高的。日系便利店的商品价格普遍比国营、民营便利店产品价格高。当前的中国难道需要便利店卖高价格商品,弄的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更高一些吗?再说电商无限制的发展冲击着原来的商业模式,商场和商店的倒闭在就业上只是会带来更大的压力。难道还要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老百姓经济上更紧绷绷一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更减少一些吗?消费的萎缩给实体经济将会带来较大的压力,怎么才能走出L型经济呢?
  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就是组织化,公司制度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它集中金钱、智力优势进行科技开发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产生解构传统文明的弊端,就是科技越进步生产越接近无人的世界,现在很时髦的机器人技术、无人驾驶、人工智能、便利店的无人销售等等就是如此,同时还产生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样“不以人为本”的科技进步,中国13亿人口能承受的起吗?大多数人还是普通老百姓,没有资格玩这些的。科技进步也会产生失业人口的增加,大公司也会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不断转换经营场所,也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而个体户、小商小贩能解决大量就业,创造社会中间阶层,不会产生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是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也是让底层人民有一条能生存发展的道路。毕竟在很多公司35岁不要,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自谋出路,人总得吃饭,饭都不让人吃能行吗?日系便利店公司就是抢这些人的饭碗,毕竟市场经济,竞争是正常的事,只是个体户、小商小贩在面对大公司时没有大公司资本、组织、人力上的优势,市场经济通常都是大鱼吃小鱼,发展到最后就只剩下少数几家大公司而已,小商小贩的处境堪忧。现在社会上很多公司都是35岁不要,理由是说人家年龄大了干劲不足、年龄大了让人家年轻的领导说你不合适等等,君可见漂亮写字楼里的白领有几个是年龄大的,所谓的高文凭高素质人口也不例外,农民工辛苦打工拿低工资被看成是人家素质低下不思进取活该,杀人越货作奸犯科也时有底层人士在干,这都完全是他们的过错吗?社会难道不应该让他们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吗?
  日系便利店在日本号称提供了一千多种服务,切入了餐饮、日常生活用品、复印、冲洗照片、发传真、干洗衣服、代销报纸杂志、搬家送货、速递业务、车船旅馆预约、票务服务、银行ATM机服务、缴纳税金保险费用、代收水电煤等等,现在还进入了家政、KTV、健身房,涉及的业务范围很广,在日本称为国民的生命线。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到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了,便利店在这段时期保持增长的秘密就是不断的切入新行业得到增长点。这样做的结果,搞的其他行业不景气导致下岗人数增多就它一个好。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到2017年上半年日本三大便利店在日本本土的营业额都出现下降趋势,全家便利店公司在2017年宣布计划在2018年2月将关闭日本本土664家便利店,大力拓展中国市场。日本总务省2017年发布的人口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总人口连续8年下降。2017年12月22日日本厚生省发布2017年新出生人口为94.1万,创下1899年以来的最低值,连续两年新出生人口低于100万。日本老龄化很严重了。 连便利店这种卖盒饭的必需品商店也开始走下坡路了。这难道跟日本国内经济衰退没关系吗?中国的实体经济萎缩到现在也有好几个年头了,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的日子也过的紧巴巴的,一些如新科这样的知名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倒闭,中国在L型经济下便利店行业快速发展能走日系便利店这条道路吗?习主席讲的“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办法,便是放开群众谋生的门路,让各行各业的小商小贩都能谋生的道路,市场兴旺。不能只盯住大资本。只有百业兴旺才是国家兴旺的基础。如此老百姓能够多积累一些财富早一点走出L型经济的危机。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做客“2017上海民生访谈”时谈到,“2016年上海户籍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去年初的436万人上升到458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从30.2%上升到31.6%。”14岁以下的上海户籍青少年在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普查中只占据上海户籍人口的8.6%。上海从1993年开始连续多年人口负增长,如今上海2400万常住人口中外地人占据了约1000万。习主席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的“要解决身份歧视”的问题,外来来人口有不同的档次,不是只需要博士生呀,从行业的发展讲是高中低端的人才都需要。实际上外来人口中的大部分是比较年轻的外地农村人口,很多人从事低层次的岗位,他们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像上海街头很多的小摊小贩就是他们在做。在中国八十年代下乡知青回城潮兴起时,很多上海知青是没有多少技能资金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都是从低端行业自谋生计开始做起的吗?这和吸收高端海归人口并不矛盾。社会不是只要一种高端技能人才的,离开了低端就业人口,上海这个大城市连日常生活也会发生困难的。像过春节保姆回乡,这给许多家庭都带来不少困难,谁来照顾老人和小孩,环卫工人都是农民工,拿的是最低工资,如果他们也回乡,谁来做清洁工作。每年的春节,城市的垃圾箱就没有人来处理了,为什么不放手让低层次的人口也能落户上海,填补这个空缺呢?我们的城市管理,可不能如资本家那样嫌贫爱富啊!2017年毕业大学生首选就业地方不是上海。这很容易理解,上海几百万一套房子,小孩上个只有一个科目的培训班就一万多块钱起步,生老病死的成本很高,全国最高的物价,月入两三万的高收入者也难攒下钱来,到上海奋斗个啥啦?稍高一点的工资,与高昂的生活成本比较,上海魅力何在?从一个城市的发展看,高中低端人口都需要,从比例上讲中低端人口要远多于高端人口,要考虑降低低端人口,特别是刚就业青年的生活成本,在城中村与城乡结合部,生活成本需低一些,工资低的人只能群租,大学毕业生住在那里也只是暂时的,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可以创新、创业,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也可能转化为高端人口。利用大城市近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盖租赁房,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希望是低价的租赁用房,还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只租赁一个床位的、相当于学校集体宿舍的租赁房,租赁的对象是一部分低收入打工者与刚进入社会的青年待业者,包括大学毕业生中一部分贫困的待业者,一旦他们就业状况改善,自然就会离开,设法改善自己的居住状况,要善待这样一些生活有暂时困难的群体。在那个地段还应设立一些正规的职业介绍机构,和就业辅导技术培训的机构,免费为他们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体现党对他们的帮助和关怀。那是有益于社会功德无量的善事,比单纯的救济更有益,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会有巨大的正面效应。
  再说在一个大城市中,没有中低端人口的职业生活,高端人口的生活也没法保障,这是社会分工必需的有机结构。人口的高中低之间只能是一个正三角形或者说是金字塔形△,不可能是倒三角形▽,如果一味追求倒三角形,那样基础不牢,要倒下来的。任何城市都有一些卖艺的,做小商贩的,甚至乞讨的,这才是正常的,不要去驱赶和取缔这些低端的人口。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应该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找到正常谋生的门路,才是城市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城管应该换一副面孔来,换一付心肠来做城市管理工作,那才是共产党的城市管理,才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管理城市的宗旨,才是不忘共产党的初心,不忘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初心。不能做嫌贫爱富的势利鬼,为了一点土地财政的收入,驱赶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区生活的处于低端位置的人口,这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从长远看这是一种自杀政策。毕竟当前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早已经消失,大城市早已经不能如以往那样有大规模外来人口的涌入,管理者应该考虑如何适应新形势,保持城市的活力,千方百计让老白姓的生活变得富裕。大城市的魅力,不在表面的亮丽,而在于不同层次的市民们都有互相依存的良好的生活和乐观积极的精神风貌,这才是城市管理追求的目标。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没有其他想法,只是希望理客呛在2016年4月6日的郭吴元尝物慧议上那个关于小商小贩的讲话,能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郑州这些城市也能真正落地生根,那么其他中小城市也就好办了。不要单纯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而舍本逐末,扼杀低端人口的生计,那么高端人口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世界哪个大城市没有贫民区啊!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弄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
  图片:
  
  
  2016年春节期间,我在上海城隍庙看到做糖人的小贩用英文跟外国人交流“15元一只猴子”,外国美女高高兴兴的买了好几个糖人给小孩玩着吃。
  
  当天,我来到外滩见到了好多人,整个外滩就这块河堤边热闹,其他地方很冷清
  
  离开外滩,我来到了上海著名的五角场,这是当天四平路街景,路边的商店绝大多数紧闭大门。我一路上做公交,看到上海到处都是商铺大门紧闭,很少有开门营业的,很多商店里的员工都是外地人做事,回家过春节了,事情没人做,老板也关店了。
  
  这是2017年春节,我刚出地铁站口,见到徐汇区中心医院附近人流车流十分稀少于是拍下照片、
  
  靠近外滩边上的小贩。男的原来在工厂打工,年初失业,帮老婆摆摊。他们说“早上7点就得搬进饭馆里面去,不然城管找你,得自觉,早上10点就收摊”。
  
  以上两张照片是网络上找的春节期间上海陆家嘴人流车流稀少照片
  
  
  网络上的春节期间冷清的南京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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