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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重发)为什么拒腐防变会成为当前政治生活最迫切的问题

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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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于2011年7月17日刊载博文《为什么拒腐防变会成为当前政治生活最迫切的问题》,副标题是《学习胡锦涛同志纪念党成立九十周年讲话的体会,兼浅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回避制度》,通过学习胡锦涛通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讲话,结合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讨论拒腐防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是需要注意回避制度,即党的干部应严于自律,避免自己的家人以及具有利益关系的亲属经商或者利用权力获取利益。六年过去的今天,再读这篇博文,某种意义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能够在制度建设上注意这一点,也许对我们预防贪腐、发展党的事业还是有益的。故重发此文,供读者批评指正。
  
  为什么拒腐防变会成为当前政治生活最迫切的问题
  ——学习胡锦涛同志纪念党成立九十周年讲话的体会,兼浅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回避制度朱永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党成立九十周年时,提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更为紧迫。”为什么把拒腐的问题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要防变,防什么变,会变到那里去,它与目前的世情、国情、党情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拒腐的问题,一个是防变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又是相联系的,如果拒腐失败了,国家就要变色,共产党就要变质,这两个问题是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拒腐成功了,国家就不会变色,共产党才不会变质,当然,这两个问题,还应该分开来讲才能说得清楚一些。
  这里我们先说前面一个,关于拒腐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把惩治和预防腐败放在非常突出并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位置,他说:“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还强调要认识“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他还指出:“目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要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问题,先要弄清为什么这些年来贪腐的问题会如此严重,它与我们执政的地位有什么关系,它与市场经济的转轨有没有联系。
  这个问题的起源,我是这样思考的,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依靠政府的主导,由政府为主导,通过市场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行政往往直接干预市场的经济活动,不仅仅是通过利率、汇率、税率宏观政策上对经济的调控,而且还让政府直接参预经济活动,在开发区的设置、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公共开支项目的招投标,都有官员在具体参预其间,”招商引资”成为地方官员的流行术语,这种模式在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关系是卓有成效的,它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正面的效应。同时它也带来负面的效应,那就是官商不分家了,地方官员以傍大款为时髦,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寻租的现象自然会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孳生。譬如被判死刑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可以算是官商结合的典型了,他与萧山的一群企业家,结成合作的同盟,他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他们赚钱以干股或现金的方式与他一起共享,在房地产及资本市场上捞取巨额利润,然后他从中受贿分成,他获取了一二亿元非法资产。再如郭京毅那个案子,便是官商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他与商人黄光裕之间既没有亲属关系,也不存在地缘方面的关系,他是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的巡视员,因为他掌握着国内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和企业涉外业务的备案工作。以黄光裕案为例,郭不是利用手中的实权为国美电器的股权变更提供方便,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新规制订和解释的权力,为国美65%的股权转移到境外提供方便,利用制订规则、解释法规的权力,为商人提供方便,然后接受商人的贿赂。从郭京毅案,可以想到公务员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社会生活中,还有一个与自己公务相关的当事人之间社交活动,如何回避与接受监督的问题。政府当然要主导经济的发展,但如何防止官员在这个过程勾结商人谋取私利,然后损害公众的公共利益,故在官商之间还必须有一道隔离墙,或者叫做防火墙。
  如何从制度层面加强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治,那就应该在司法回避与行政回避的问题上,如何在官商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呢?这固然还是如今的一个难题,但从中国历史上看我记得《唐六典》在吏部尚书下,曾有这么一条:“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同居大功已上亲,指同一祖父母之下的叔伯父母及堂兄弟姊妹,这个家族内如果有人专业经商的,其他就不能入仕为官,不管其所任之官与其所经之商有没有利害关系,都要进行彻底的切割。这是从亲属血缘关系上讲,这实际上就是行政回避。我们老祖宗还是有一些好的制度设计,值得我们借鉴。
  有那么一个案子,陕西省泾阳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的妻子李春,搞地下金融,投到李春那儿的都是交警支队的,咸阳市的一些警察手中的黑金,投到李春那儿生利的有一千万元。案发以后,查案的又是那个地区的公安部门,等于自己人查自己人,下头人查上头人,回避的是外头人,官商不分家,势必侵害公共利益。父为官,子经商,兄为官,弟经商,这中间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事便防不胜防了。在古代,士农工商都是世袭的,其中商人的地位最低,故其影响也不可能有现在那么大,有那么广泛的社会联系。当然古代商人在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情况亦有差异,在行业上也有差异,比如盐商,因为是专卖,官商结合,那种商人的社会影响就不同了,其对官府,上至朝廷,下至各级官僚的腐蚀作用就很大了。在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官商之间建一道防火墙,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了这一道防火墙,防腐倡廉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如何使监督能真正到位,仅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够的,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机构不是一把手说了算,要有集体领导,还要有平级之间有效的制衡关系,媒体的舆论监督,民众自下而上的参预和问责制,同时政府部门要有公开透明的财物管理制度和预算制度,官员财产和收入的公示制度,以及司法相对独立的查腐反腐制度,它是一个系统的包括各个方面互相配套的制度设计,而制度的实施才是最根本的目标。制度的设计不是我们的目标,制度的有效实施及其效果,才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目标,否则的话,挂在墙上的条文,岂不成了装饰品,而且它是掩盖一切贪腐现象的装饰品,这岂不是走向当初制度设计目的之反面了。
  回避制度的设计偏重于预防,而制度实施的保证则是无微不至的监督。故监察制度与回避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二个制度的制订和执行,关系到政府行为和司法行为是否公正,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而政府行为和司法行为的公信度,是它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失去民众的信任,那势必影响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它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说:”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有许多事,不是我们没有制度上的规定,而是制度的执行不力,制度执行不力,根子还是不让群众对我们制度执行的有效监督和问责,党的自我完善还是需要群众的举报助一臂之力。
  为了保证制度的贯彻执行,还必须有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风尚,对于干部而言,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为革命奉献自己的精神,要以干部良好的革命品德,在社会上,在群众中起良好的模范作用。毛主席讲过:“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拼命精神。”(引自《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我今年八十岁了,还那么在博文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革命精神在支撑着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嘛!孔子说过这么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免而无耻”是指仅靠制度和刑法的制约,并不能改变人内心世界逐利的本能。孔子还说过:“放利而行,多怨。”单纯依靠利益驱动,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争夺的相互关系,故多怨恨。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争夺放在前面,最终只能是道德沦丧,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那么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党就全变质,变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亡党亡国。孔夫子还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仁者,爱人也,不是利己,而是利他,这个利他,用现在的话讲,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的公仆。那就不会去做那些损人利己的恶事了。仁者的行为,用现代的话就是奉献的精神,用建国后三十年的话讲那就是革命精神,不知为什么,现在大家连革命二个字都不敢讲了,做了执政党就不再革命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作为执政党,为了防变,就决不能丢掉父辈们当年的革命精神,否则的话,那不成了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了嘛,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有过一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种是讲父母的遗传,王侯将相不能靠父母的革命老资格,是靠自己打出来的,起义反抗的目的,就是将来自己坐天下,并且让自己子子孙孙坐天下,陈胜年轻时,别人看不起他,陈胜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那个鸿鹄之志,其实也渺小得很,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结果陈胜还是失败了。所以许多问题,还得从人生的价值观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还强调:“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在干部队伍中,要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的风气,选拔干部时,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的位置,那什么叫德呢?德,本质上是指人们处理公共关系时必须具备的品质。德,是一个有非常久远历史的概念。孔子便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果依照德行来治理公共事务,那么众人便会如众星拱卫北斗星那样环抱着它,所谓道德,那是讲有道,才能有德,自己的一切行为符合道理,什么道理?那就是做一个革命者的道理。才能有做人的基本品德,什么品德?那就是做一个革命者的品德,是无私为人民奉献自己一切的精神,不是马明哲那样与国际接轨,拿六千六百万年薪,老百姓怎么会相信如他那样的干部呢?所以干部只有用自己行为的德性来引导民众,那样才能让民众出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戴,从而让社会风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让荣辱观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庸俗观念,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一切贪腐的行为和习惯。
  要懂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个人不能脱离群体而独立生活,只有维持群体的共同生活,才有个人生存的条件。故利他与利己是同一事物的二个侧面,有了分工才有劳动的互换,而这个互换是通过利他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诸如商品交换的过程,必须是你生产的产品,走向市场进行交换的时候,让他人感到有使用价值,然后才能换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单纯的利己,不考虑他人的需要,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最终是无法在群体中生存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凡是对个人利益处处斤斤计较的人,在人际相处时,它很难有生存的空间,把个人主义当作人性的自觉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坑了自己。我见到这类人时,都采取敬而远之,才能少一点麻烦。故为人要有一点整体的观念,对集体的认同是他作为个人生存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个体在沙漠和森林中是很难孤独地生存下去的,作为群体,它的生存必然要保持某种秩序。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它是以家族为单位来组织生产和生活的,那么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相互关系便构成基本的伦理秩序,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相对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都是人己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当基本的社会关系被打乱以后,整个社会生活便无法维持了。当然,现在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过去说的那种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夫妇与父子关系当然有,那更加平等相待了,不是那种纲常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领导和一般干部的关系也不是过去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党的干部应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地听群众的呼声”,忠诚地维护群众的权益,而不是维护干部个人的特殊权益。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从个人来讲是如此,从一个企业来讲也是如此,追逐利润是它的本能,它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和发展下去,那么它还必须担起它应有的社会责任,如果只顾利润的追逐,不顾应有的社会责任,时间久了,它也无法在这个社会生存。对于管理者来讲,首先是要约束自己,孔子也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一个党的干部,贪污腐化,横行不法,老是在背后被老百姓指着脊梁骨挨骂,那还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吗?他能管得了别人吗?靠权势维持的地位,能天长地久吗?也许等待他的只能是牢狱之灾。要管理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作为管理者,孔子讲过:“正其身,如正人何?”过去我们选拔干部时讲三化,开始只有年轻化和知识化,后来加上革命化,而且放在三化之首。为什么要革命化呢?那就是要有奉献的精神,天下为公的精神,当干部不是为当官,谋取个人的仕途,更不是可以以权与钱交易,更不是以权与色交易,任意地玩弄女性,也不是权与权交易。在决策、行政、监督三者之间通过互相交换来谋取个人的私利,那样的结果是串案窝案不断,2008年,湖南郴州的腐败窝案、2009年河南三门峡腐败窝案、2010年广东韶关腐败窝案、2011年广东茂名腐败窝案,云南楚雄腐败窝案,这些窝案中,都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在内,没有了革命化这条根本的要求,逐利自然成为那些“干部”们个人追求的目标,享受自然成为人生的追求,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多么威风呀!最终落得一个狗屎一堆,悔之晚矣,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黑暗面,还有一些权力机构不是属于人民的,当年陈正人给薄一波写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利用自己的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企业可能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即便是资本主义企业,也得对社会讲诚信呀!如河北的三鹿奶制品企业,只图利润,不讲诚信,坑害百姓,最终还得垮台嘛!我们讲回避制度,作为公共管理必备的一种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表明为政者,“其身正”而已。故为政者从自身讲,还得做一番“正心诚意”的功夫,才能从内心世界正其身,换一句话说,还得保持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也就是奉献的精神。那么在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上,还能“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一股子劲,那么一股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那么在他管辖范围内,自然也能做到“不令而行”了。
  制度的推行,如果没有相应的思想基础,那么在这个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势必流于形式。不是不要形式,孔子讲过“祭神如神在”,这个祭是形式,神是自己敬仰的对像,没有敬仰的态度,那种祭的形式,可以变为游戏和娱乐。制度的执行,一旦流于形式,它反而能成为替一切贪腐行为打掩护的遮蔽物了。制度的设置,首先有一个可行性的问题,一旦百姓无法对制度执行进行监督的话,那么这样的制度设置势必失效,制度失效的结果,是政府自己埋葬了社会公信度,如果这类事情越来越多的话,那么人大的那许多立法,还有谁信啊!积以时日,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威信将荡然无存,那个后果是人们很难预料的。
  再说,法律和制度的设置不是越繁琐越细密就越好,制度的繁琐,互相制衡的机构越多,必然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效率的低下,办事往往在各个机构之间互相推诿,这也是必须注意的另一方面。一种制度的设置,它对社会影响往往也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影响。比如权力的高度集中,如现在广东有个别地方实施的大部制,它正面的效应是提高效率,负面效应可能导致滥用权力,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制度的过于苛细,势必影响地方官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过来限制了地方的发展。顾炎武在《日知录·守令》中称:“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一个人管不了,就想着靠制度来约束,其云:“而权乃移于法(即制度的设置),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也就是增加各种回避制度),虽大奸不能有所踰,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从这一点上讲,毛泽东讲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冲破一切旧法制的束缚,有他的道理,这是因时因地因势而言的,是特定条件下相对的。再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吏胥》中引用谢肇淛的话说:“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即当今之首长秘书或办公厅的科员们),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结果上上下下,大家都只会讲大话、空话、套话。生活于明末的顾炎武是有感而发,他是亲眼看到明末地方政府腐败无能而言。所以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强调二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需要,实际上亦有感于此。又如地域的回避制度,固然可以防治地方官员营私舞弊,但外来的地方官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任期太短,势必只求短期效应,对地方长期的发展不利。从制度上讲,一般都是有利有弊,问题在于执政者如何因时、因地、因势而为,如何在防止一种倾向时,不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强调制度设置的同时,如何不是官僚主义地无所作为,而是权衡利弊得失,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真正为了公正和效益认真执法。所以制度本身不是万能的,它还得看人如何去执行,使它发挥应有的效应。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些地方的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县与乡镇的一把手滥用手中权力,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的倾向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县委书记们因滥用权力而犯案的,目前已成为腐败的高发区了,安徽阜阳在短短三四年里,犯案的县委书记那一级的干部有十八名之多,河南省自2006年到2009年,犯案的县委书记便有22名,广西地区连续两年县委书记们皆前赴后继地犯案,这里还没有统计乡镇一级干部犯案的数字,这些数字证明,乡镇县一级政权机构的官员已成为拒腐防变的重灾区了。为什么?制度的设置对他们无效,制度本身留下大量空隙,制度的执行不仅得不到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而且执行过程中,它完全变味了,不是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而是限制群众对他们违法的举报了。故而制度法令从设置到执行,作为领导者,必须有一颗善良忠诚的良心,至于如何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何真能恰到好处,收到理想的社会效果,并能长期坚持下去,对忠诚的,一心为民的领导者来讲,那可是一门值得反复琢磨的功课,它可是领导者有没有领导艺术和是不是官僚主义者的反映。所以党的干部的德才素养的状态,从根本上讲,也是党得以发展壮大的战略资源,建国时期我们第一代领导人,不仅才能而且他们简朴勤恳亲民的德性是所以赢得千万群众拥戴的根本条件,所以完美的法制建设,良好的执法队伍的素质,健全的社会风尚与道德修养,这三者必须紧密联系,法治与人治不是根本对立的,人要靠法去管理,法要靠人去实施,两者是统一而互为依靠的,把二者关系对立起来的观念是错误的。否则的话,法律条文再多再细,官场风气不正,官僚主义者泛滥成灾,这不仅害了干部,害了企业,害了社会风气,条文成了挂在墙上的形式,而基层群体性事件频发,维稳的社会成本也越来越高,社会的危机也越积越多,这才是值得警惕的问题。我这番话许多人听来苦辣,但良药苦口,不用洋药,也能治好我们的病,中华民族繁衍五千年,靠的不是洋药,靠的是中药呀!当然可以用点西药,那也只能是以中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吧,这里我只是比喻,不是讲医药卫生,这一点我想大家可以理解,所谓西药,是指西方的那套政治理念而已,只能有选择有限度的使用,不能照搬,它不是普适性的,各国的国情不同,个人的体征也不尽相同呀,一切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应与一切洋奴哲学划清界线,这是主要的危险倾向。
  其实共产党进城以后,如何拒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开了一贴最好的良方,那就是他写的《八连颂》,他是写给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革期间我曾去好八连开个座谈会,为他们搞个总结,那时八连的指导员,后来成了上海警备区的政委,“四人帮”被抓以后,我自日本回来便被隔离住在大场警备团的营部,也就是好八连的营区。而好八连驻防的地点是在南京路上,故又称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区,战士们能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根据他们的事迹,毛泽东为他们写了《八连颂》。根据好八连的故事,后来还编了话剧,最终拍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我想,毛泽东的《八连颂》也许是拒腐最好的教科书,八一建军节快到了,今将《八连颂》全诗录于下借以作为献给全党和全军的礼物,也把它作为本文这部分的结尾。
  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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