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下嫁”是清初的一大疑案。说的是康熙皇帝的祖母，亦即顺治皇帝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下嫁多尔衮的事。博尔济吉特多出身蒙古科尔沁部所谓“戚畹之家”，14岁时嫁给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史称“孝庄文皇后”。她是一位聪明而富有谋略的女子，丈夫竽太极当政时，就“赞助内政，越既有年”。丈夫身亡后，痛不欲生，愿以身殉。康熙皇帝更是不会忘记这位贤能的祖母：“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孝庄文皇后”终年75岁，临终时对康熙说：你祖父安葬已久，不用再打开他的陵墓了，况且我也很想念你们父子二人，不想远离，所以希望在孝陵附近安葬，这样我就放心了。康熙遵其遗嘱，把灵柩暂时停置在清东陵，直至雍二年才正式葬入地宫，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亦即顺治皇帝的叔叔。他一生封号颇多，始封贝勒、后封墨尔根青（意为聪明王）、睿亲王，顺治时称摄政王、皇父摄政王。。在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中多称“九王”，在外国传教士的著作中称“阿玛王”。他“聪慧多智，谋略过人”，清入关后的各项制度大都由其筹划，可谓清朝政权的实际开创者。多尔衮享年仅39岁，死后仅两个月，就被削去爵号，平毁墓葬。有的记载就：顺治“命令毁掉阿玛王体华丽的陵墓……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直至康熙晚年才下诏为其诏雪。 　　 　　 　　博尔济吉特氏“下嫁”多尔衮的艳事，在清初便开始流传。但究竟有没有其事，因官方文献没有明确记载，至今仍无定论。本世纪30年代明清史专家孟森曾发表《太后下嫁考实》、力辩仅是传闻而已，但在一些学者看来，仍是一个谜案。 　　 　　 　　那么，“太后下嫁”的疑案究竟是怎么缘起的呢？原来，皇太极1643年疾身亡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因而“诸王兄弟核战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他的九弟睿亲王多尔衮，长子肃亲王豪格是最有力的竞争者。谊豪格把其父生前自领的两黄旗中的“八大臣”带到家里“私相计议”，遂得到他们的支持；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也表示拥立豪格。多尔衮则取得了两白旗的拥戴，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及其他一些满族贵族也“跑请”他“当即大位”。为此，豪格和多尔衮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博尔济吉特氏施展其灵活高妙的手段，为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谋到了好处，她首先看准了代善的辈份和威望最高，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紧紧拉住代善，使两红旗支持福临。至此，多尔衮也改变初衷，放弃攫取皇位的念头，遂拥戴福临。结果，幼主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年号顺治。 　　 　　 　　福临登极不久，豪格被多尔衮构陷，削爵下狱而死。而多尔衮却以摄政王之尊，“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相继被封为叔父王、皇叔父、皇父、持国柄至死。 　　 　　 　　从福临当政期间豪格和多尔衮不同的结局看，人们断言豪格觊觎帝位，多尔衮则有翊戴之功。但多尔衮为什么要放弃攫取帝位的念头，转而拥立福临呢？有人又断定多尔衮与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存有私情，随即便出现了“太后下嫁”之说。 　　 　　 　　那么具体的是什么呢？有的论者指出，多尔衮1650年因打猎跌伤致死后，顺治下诏宣布其罪状中有语：“自称皇父摄政王，巴亲到皇宫内院”－－这两句话，蒋良骥在《东华录》中曾经收录，但后来修实时却删去了。不言而喻，这种删节是出于避讳考虑。与“自称皇父”和“亲到皇宫内院”相印证，南明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张煌言《建州宫词》有诗云：“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掖庭又闻册阏氏，妙选孀娃足母仪”。前言太后再婚，后言清俗不讳再嫁。 　　 　　 　　反对“太后下嫁”之说者则认为：蒋良骥《东华录》所记与张煌言诗，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确证。所谓“皇父”犹古之“尚父”、“仲父”，是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所谓“皇父”系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之功勋卓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臣下，非太上皇可比。又，“皇父摄政王”直译为“汗（君）的叔父父王”，其中是因为实录修于多尔衮追封之后，凡所追夺者俱删去“皇父”字样。所谓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则指他曾渎乱宫廷，不是指与太后大婚。多尔衮在构陷豪格死于狱后，曾取其福晋（夫人），遂有无礼于太后之传说。张煌言诗系远道传闻，敌国之语。诗非信史，不足为凭。后人附会“春宫昨进新仪注”为降清之钱谦益撰太后大婚仪注，则更为无稽之谈。 　　 　　 　　近年又有学者从理论和满族的风俗上论证“太后下嫁”说。李鸿彬曾特别申辩了如下四条理由：1、蒋良骥的《东华录》卷六说：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这条史料明显是说太后下嫁了，不然多尔衮称“皇父”，又深入“内院”，无疑是把太后置于妻子、皇帝置于儿子的地位，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她和皇室亲王贝勒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奇怪的是此事却得到他们的默认，当多尔衮 死后，竟破例追封为诚敬义皇帝。另外，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的《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书中有刘文兴所撰的跋，谓：“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捡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竽父摄下王诏，遂以闻于朝”。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佐证。2、《李朝实录·仁祖》卷五十，记顺治六年二月，清迁曾派遗使臣去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倧看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便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清朝来使答干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右议政郑太和说：“勅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国王李倧也说：“然则二帝矣”。这里说明朝鲜君臣也发现所谓“皇父”的奥秘，无疑是指太后下嫁一事。3、鲁王大臣张煌言在《建州宫词》的一首诗中写道：“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诗就是指太后下嫁一事。4、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当孝庄文皇后病重时，对康熙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这种做法是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可见她有难言苦衷，因为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一事，再同皇太极合葬便不合情理。 　　 　　 　　看来太后是否下嫁的公案还要争论下去，只有待新的史料发现，才能解开这个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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