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八一” 　　 　　 戈壁大漠科研攻关 　　 宋杏昌 　　 　　　　我读大学是学自动控制的，毕业后被调整到核效应专业，专门搞核电磁脉冲研究。当时这项工作在国内还是空白，我们是白手起家的。 　　 　　　　1976年的“八一”，我是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度过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地表温度有摄氏55度，把鸡蛋埋在沙子里就能烤熟，夜晚到摄氏零下十几度，盖两床棉被压上皮大衣还觉得冷。那时候我们都是坐东风大卡车，每次出发就得带上一大车给养，一走就是四五天，因为周围除了核爆后留下的弹坑，啥也没有。沙漠里的风沙能“吃人”，厚厚的汽车挡风玻璃都能磨出坑来。走到最后，脸上的沙尘全结成块了，分不清楚谁是谁，说话靠打手势。不能洗，一洗就得脱层皮，弄不好还得出血。 　　 　　　　我记得“八一”前我们一直在测地下坑道的场强，结果出来了，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和资料，大家都很高兴，二话不说赶紧到试验现场取回记录波形的胶卷和仪器。放仪器的工号离爆心很近，汽车越往前开，身上测核剂量的笔就越响得厉害，最后就是尖叫了。可没一个人往后退的，资料最要紧，错过这一次，就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了。 　　 　　　　到另一个工号时，汽车抛锚了。我们几个来不及修，抬上铅罐就向工号跑。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跑了几百米，呼吸都很困难，特别不方便。最后到了工号前搬防护沙袋时，大家干脆就摘掉了防毒面具，争分夺秒地取出资料，又抬着铅罐跑回来。试验现场的沙尘都带超剂量的核沾染，可当时大家也顾不上了，心里就想着资料，就想着国家交给咱们的这个任务，就得尽量干好，不能耽误了这份责任。 　　 　　　　核试验现场肯定是有危险的，搞我们这工作的人，心率不齐、早搏、肝指数不正常都是有的。我有一个战友叫李储先，先后参加过1970年的人造卫星发射、 1971年的科学试验卫星发射和1975年的遥感卫星发射，可他在70年代末就去世了。所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要加倍努力地工作，这样才对得起战友，对得起子孙后代。因为真实的试验现场是无法模拟的，很宝贵也很有限，你错过了一次，那课题可能就要耽误好几年。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在戈壁、沙漠度过的“八一”节，觉得很有意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生命里，要把党和国家交给你的工作尽量干好，这是责任。没白花人民的钱，对得起这身军装，就是享受。把工作干好，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就是给别人、也是给自己的最好礼物，比什么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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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2/28 8: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