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陶短房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在丞相之上设立了世袭的六爵：义、安、福、燕、豫、侯，其中侯即是前期的侯爵，自古有之，毋庸考究，而其他5爵都是太平天国所独有的，其中燕爵是燕王被改封顶天燕、豫爵是豫王被降为护天豫后产生的，早在天京事变前就有，但只分别授予一人，事变后逐渐演变为授予多人的爵位；而安爵和福爵则是安王、福王被洪秀全降封后“改封天安天福”（李秀成自述），形成的爵位，也就是说，安、福、燕、豫四爵的由来，都系由于原有的安王、福王、燕王、豫王被改封所致。 　　 　　那么，义爵是如何出现的？如果仅仅因为石达开曾被改封义王，义王不受，而以王号设爵，那么何以没有天东、天西、天南、天北的爵位？当然不可能因为名号不雅，事实上洪秀全的女婿黄文胜就被封作天西驸马，可见洪秀全不认为天东天西的名字不恰当，只是没有演变出此爵而已。那为何单单翼王（义王）演变出天义？ 　　我们先看看六爵制度形成的时间。 　　 　　前已述及，燕、豫、侯早已有之，天京事变后燕豫二爵开始分授多人，石达开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年）公历6月2日从天京出走，此后自成体系，官制与天京方面有所不同，但在爵位上，沿用了上述三爵，考其最主要将领，张遂谋、赖裕新、李文彩、李福遒、彭大顺等，至最后的封爵都只是燕爵，可见其没有设置义安福3爵，否则既然沿用燕豫，没道理单舍弃此三等爵位。反观天京方面在石达开出走后，所封的主政大臣，督率蒙得恩是赞天燕，文衡副掌率锺芳礼是顺天燕，此二人是当时朝官之首，官爵止于燕爵，而大将陈玉成只升豫爵，李秀成、陈仕章不过侯爵，足可证实此时义、安、福三爵尚未产生。 　　 　　丁巳七年公历10月，安王洪仁发率兵救援镇江吴如孝，反被包围，幸亏李秀成在吴如孝配合下力战方才脱身突围，此后朝怨沸腾，而李秀成大约于是年12月至次年4月之间多次上书天王，要求“依古制而惠四方”，“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李秀成自述》），并得到众臣的支持，天王被迫革去安王、福王的王爵，改封天安天福，此是安福两爵之始，考目前所知的安爵除洪仁发外，最早的记载是戊午八年，蒙得恩封赞天安，陈玉成封成天安，而福爵的记载有记丁巳七年李世贤韦俊即为侍天福、定天福的，但此时“天王爱臣”李春发尚无福爵，李秀成尚是合天侯，而战绩未著的李世贤不应获得高于乃兄的爵位，而被李秀成保举才重返天京体系的韦俊则更不可能官爵反高于保举者李秀成。可见，安福二爵形成于戊午八年。至于洪仁发、洪仁达的爵号，从后来他们的新王号信王、勇王看，极可能是信天安、勇天福。 　　 　　那么天义呢？ 　　 　　最早记载的天义出现在戊午八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等分别成为成天义和合天义，9月，杨辅清克婺源，入援天京，被封为中军主将木天义，据《蒙时雍家书》，此时蒙得恩大约也被升为赞天义了。六爵制度至此完全成形。 　　 　　还是老问题：何以出现天义？既然安爵到豫爵，都是由于王位改封所致，那么，难道石达开曾经被改封为天义？ 　　 　　《李秀成自述附庞际云等手书答词》中谈到义王时李秀成说，达开本翼王，群臣喜其义气，推为义王，达开不受。而丁巳七年10月前，洪秀全曾刻“义王”金牌赴安庆求援，《戊午捌年新历》（按惯例应该是七年出版的）中石达开衔号为“左军主将义（翼）王”，可见不管石达开受不受，翼王成为“义王”，一度已成为法定事实。戊午八年上半年，洪秀全甚至还封石达开为“开国军师”，其当年出版的《醒世文》和戊午尊改的《太平军目》都有记载，见拙作“从对《醒世文》词句中的新发现试论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政策变化”，此时石达开在天京当然还是“义王”，而在他自己的队伍中，他始终是“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至死不变的。 　　但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疑忌是由于不信任外姓，“被东、北王弄怕”，不是一些封官许愿的政治技巧可以消除同样心机重重的石达开的疑虑的，而且他的争取一开始就是被迫的，表面文章多过实质，一方面给石达开封官，一方面却搭建了自己的行政和军政班子，同时又在十分重要却不为人注意的神职上对石达开下手，在捌年历称“义王”的同一处，石达开由通军主将变成左军主将，由圣神电变成电师，就足可证实于此。殆石达开入闽，杨辅清回归，大局初定，石达开已无哪怕形式上争取的必要，天王遂顺水推舟地宣称“永不封王”、“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把“开国军师”一笔抹杀，不久，义爵出现在公私记载中。 　　 　　至于王号，从上述言语看，一并被革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否则谈不上“不封王”，也不会出现义爵，洪秀全不会在保留石达开王位的情况下，再用这个他不喜欢的人物的旧称设立一个新爵的，否则何以不设东南西北四爵呢？至于爵号，可能是“翼天义”，所以后来洪仁玕陈玉成等封王，石达开也开复王爵时会被复封翼王，当时由爵号变王号的例子很多，如干天义、侍天义、赞天义都被沿用为王号。 　　 　　当然，由于天京事变后至乙未九年干王入京前的公私记载极少，且由于宗教理念的混乱和尴尬，洪秀全本人也有意无意地刻意抹杀此阶段的历史，丁巳七年除了天历，只有《天父诗》一本新书便是例子，这给我们搞清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带来极大困难，也使得此文的论据较为缺乏，姑立论如此，以俟行家论证或辩驳。 　　 　　镝非： 　　 　　首先关于“何以没有天东、天西、天南、天北的爵位”的问题，如短房兄提到的，安，福，燕，豫都是取王爵改授，西，南，东三爵先后都有人袭爵，而北王已被革除爵位，所以都不存在“改授”问题。 　　 　　其次，我认为李秀成自述中关于他于丁巳七年12月至次年4月之间多次上书天王“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的记载有误，因为丁巳七年秋，洪秀全已经革去安福二王的王爵，并遣使送“义王”金牌至安庆，则李秀成进谏的时间理应在此之前。因此尽管见于记载的安福二爵在戊午八年，但实际上很可能是丁巳七年秋革去王爵时已经改授。 　　 　　第三，关于石达开“义王”封号被取消的时间。《戊午捌年新历》编于丁已七年十月，其中取消了石达开“圣神电”封号，改为“电师”，而在丁已七年冬重印的《天情道理书》中，石达开的王号却是“翼王”，由此看来，丁已七年冬，在“圣神电”封号取消后不久，“义王”封号已经取消。这两件事都是在石达开拒绝接受“义王”金牌后三个月内接连发生的，由此看来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态度已经由表面争取改为全面贬斥。但是，“义”爵的设立不晚于戊午八年8月， 　　 　　短房兄确认《戊午捌年新历》中石达开的封号是“左军主将”吗？因为我印象中，此时石达开的封号仍为“通军主将”---- 虽然此时“五军主将”已经建立，‘通军主将”一职已毫无意义。 　　 　　顺便说一句，石达开部下不设“义安福”爵，可能只是出于石达开本人的考虑，与天京方面是否已设此三爵未必有关， 　　 　　咸丰十年初一份骆秉章奏议中曾提到： “石逆在南安时(九年初)，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1860/9/1发表的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提到：“翼王石达开据猜想一直对天京的真圣主远而避之，但是据探明他仍旧与运动相连结，近曾于干王封王之际，派遣部下大批人马抵京向干王祝贺，并请求干王，嗣后所有的他奏议悉数经由干王递呈真圣主。他似乎在某些宗教观点上与真圣主意见各异。” 　　 　　由此可见，直到1860年石达开驻广西期间，他与天京方面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联系，而且既然他在干王封王时特地“请求干王，嗣后所有的他奏议悉数经由干王递呈真圣主”，就说明他本人在当时仍计划继续保持这种联络。因此石达开对天京方面封授爵位的变化，当不至一无所知，他不设“义安福”三爵，也当不是因为离京不久时此三爵尚未设立。 　　 　　镝非： 　　 　　补充一点，刚好是在加“公忠军师”虚衔(既然”军师也是朕做”，军师头衔自然只是虚衔)的同时，官书中正式取消了“通军主将”和“电师”封号，收回实质性的“兵权”和“神权”，另外，“电师”被转给了萧朝贵为”圣神雨电”，与此同时是韦昌辉的“雷师”被转给杨秀清成为“圣神风雷”，在“神权”的问题上，洪秀全的对石达开的处置方式已经形同叛逆了。 　　 　　 　　陶短房： 　　 　　从李秀成自述中，有“永不封王” 句，且幼东王是天王第五子，而王四殿下是甲寅四年生，王五殿下自然更小，过继更当是东王死亡并被平反之后的事情，而且天义的爵位出现极晚，的确是事实。 　　除了侯爵不但天国而且历代自古有之（有个现象镝非兄应该注意到，就是早期太平军的官制虽自搞一套，但官名却都有来历，古已有之，只是职司不同而已，杜撰官名，自天燕天豫始，国宗虽云杜撰，但本非官爵，而国宗提督军务的称呼也非全无来历），其他4爵都是王爵改封，而且开始都是只授一人，即被改封的本人，如顶天燕改封自燕王，勇（？）天福改封自福王等等，绝无例外，以此推论天义来自翼王之改封，证之以“永不封王”一言，虽然证据仍嫌不足，却也不是全无根据。 　　 　　至于更多记载，因为从天京事变到九年期间，政局变化巨大，支持天国存在的基本理论基础的“天父上主小家庭”理论出现了“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的尴尬，沉默和后来的掩饰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天国中期史料最少的根本原因之一。 　　 　　义王和天朝有无联系，从新旧史料看，应该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似乎并没有十分密切，更不可能由干王转递，以石达开的秉性和洪党之争，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且干王本来就被对他印象不错的富礼赐批评为“慵懒、夸夸其谈和言过其实”的，又是和外国人交往，言语不免带有宣传目的，证之以伶俐在其亲历记中反复说李秀成是北伐主帅的现象，可见至少，这个孤证不足以证明洪石之间保持着制度性的联系，否则六十七将领上奏，就不会用现在我们看见的那些理由来说明他们脱离石达开的合理性（尽管我们一般认为这些理由也不乏曲笔和粉饰之处）。 　　 　　当年鹂纯先生在其《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的两版本中，就对天义的来历和何以无天东天西，感到非常难以解释并提请讨论，后来的史学家通常以“义王不受，因此演变”之类很含糊的解释一笔带过，如果我的立论缺乏必要根据的话，他们的立论似乎更加缺乏根据。 　　再证之，我当初查看《天父诗》后第一部天国书籍《醒世文》（八年作），有“南翼军师为佐辅，前导开国扶圣君，克取省郡如反掌，开疆拓土功劳深。 ”字句，认定翼王被封为军师，且名号是开国军师，当时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后来王庆成先生在伦敦发现戊午尊改的《太平军目》，证实“开国军师”是事实，而在此之前，史论无证，洪秀全自己说“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从上述事实看，岂不是针对臣下“仍重用于翼王”的表白？也就是说，此前，军师“不是朕做”的。那么，“义王”呢？ 　　 　　镝非 　　 　　关于“永不封王”，忠王自述中确有此句，但所谓“不封王”是否可以推出已封之爵也全部革除？那么幼南王，幼西王是否也一并革除呢？如果不是，那么洪秀全这个举措的针对性就太明显了，以他“明升暗贬”的手段来看，似乎不太会做出如此之事。而且，窃以为，若幼南王，幼西王的爵位还在，就不宜以”永不封王”推断出将已封王爵尽数革除。而假如幼南王，幼西王也确曾改封，只是缺乏记载，就是短房兄原先的问题，又为何不设“天南”，“天西”？有两个爵位居于“义”爵之上，对洪秀全而言当不是坏事才对。 　　 　　另外，据前所述，七年冬所编之《天情道理书》中已经称石达开为“翼王”，而同年10月所编之八年新历中还是“义王”，由此看来在七年年末最后一个月中，石达开的封号曾由“义王”降为“翼王”，若是王号改爵名，似应为“天翼”？除非改“义王”为“义”爵的时间是再次使用“翼王”封号之前，但这似乎又太过仓促了。 　　 　　关于翼王和天朝的关系，我觉得并不是孤证， 　　 　　第一，艾约瑟等五人的报告发表于《北华捷报》，并不是呤俐的记载。我认为这段说词可信的最主要根据是----它提到了石达开太平天国的宗教有不同意见。虽然石达开一向被认为”不理会邪教俚说”，但从公私文件中都看不到他到此时为止有把自己对宗教迷信看法的问题表露出来的行为，他过去所发的信函，一样充满宗教语言，如“任那妖魔一面飞，总难逃我天父天兄手段”，他回师广西后，与大成国陈开，黄鼎凤议及合作事时，还明确提出要求对方信奉上帝，1860年3月，庆远题诗，从内容到规格，也证明石达开到此为止一直坚持拜上帝信仰。可是在1860年春夏五传教士却从干王那里听说他“对宗教与真圣主有不同意见”如果说干王故意自吹自擂，则不太可能故意编造翼王对天京在信仰方面的异议，那么他是如何得知的呢？而据史式先生考证，远征军入川后已经完全放弃宗教信仰，那么放弃的时间当在1860年8月到1861年9月这段时间内。(六十七将领的奏报中对石达开的指责虚多实少，如果石达开已经放弃宗教，或者有此表示，他们应会在奏报中列出的，没有列，就说明此时连石达开部下的高级将领都不知道石达开有放弃宗教的想法)。事实上，放弃宗教信仰是件大事，石达开在没有下决心前，是不可能随意让人知道的。如果不是他真的在给天京方面的奏报中提到这方面的想法，实在很难想象，洪仁干怎么能在庆远题诗两三个月后就预知石达开在数月之后会放弃宗教信仰。 　　 　　至于六十七将领的上奏，唯一一项比较实在的指责是“更改官制礼文”，但从现有史料看，官制礼文比较大的更改调整是在江西南安期间，已经是两年之前了，所以仍是典型的借口之词，何况太平天国后期，原本将领军队的编制也没有遵从旧例，这也不妨碍他们是天国体制中人。 　　 　　 　　另外，艾约瑟等人的说词并不是孤证， 　　 　　例如：咸丰7年9月德兴阿向清廷奏报的附片。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 　　 　　 　　与这一奏片相互印证的还有另一份史料： 　　 　　《东华录》咸丰卷78载福兴奏称：据俘获之太平军人所供，“天王以天京被围，数次派员赴抚州求援于石达开，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 　　 　　 　　石达开在本章中所说的，派众多将领回援天京，派李秀成联合张洛行开往长江下游，他自己赴援江西，并拟进军浙江。这些行动，后来半年中也都已实现。 　　 　　咸丰十年(1859年)的一份《骆秉章奏议》中有这么一段话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奏议中所说的“景德贼”就是当时的中军主将杨辅清。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石达开即使在确立了进军四川的计划后，也仍然与天京方面的将领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商议共同作战。奏议中提到的“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也是史实，1859年1月，杨辅清部正在景德镇与清军进行激战，石达开是时派出两路军队分别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和信丰，牵制清军，配合了杨辅清部的作战，结果曾国藩调原拟进攻景德镇的萧启江部去对付石达开。当时清军对观察石达开的动向是“贼由南康县窥赣州，在新城墟筑伪城，其贼首则据池江。”至于再后来石达开的进军宝庆，也完全符合“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的说法。(窃以为，这和“入川”计划并不矛盾，因为石达开完全可能在攻下宝庆后分兵两路，一路入川，一路与江西合势取武昌，这甚至可以解释，石达开为什么没有像他后来入川那样，舍城堡，弃要害，而执意进攻一座对入川不是必须的宝庆)。)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北华捷报》第519期 1860/7/7)， 这篇通讯发于“谒见干王和忠王”通讯两个月前，本文中没有涉及干王，记载的全是忠王及其部将的事，其中写到： 　　 　　“ 一个首领曾说过，根据目前的形势判断，只要两年的时间，他们便能完成任务。最近在丹阳的胜利，使他们兴高采烈，精神奋发，这种兴奋的心情不知要多少此失败放会使其熄灭。他们说，广西现今在太平军手里，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 　　 　　说这话的是忠王部将，它首先可以反应一些当时太平军将领队翼王远征的看法。其次，石达开此时已经在广西驻扎了近一年了，而就在1860年春夏之际后，清军大量文书提到石达开有意步曾广依后尘入贵州，间道入川。当然，后来67将领脱离，这个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如果江南方面和石达开没有任何联络，则忠王部下没有理由知道石达开当时正在准备入川，相反，如果石达开确曾通过奏本将他的计划呈报天京，那么以上的一切就都可以合理解释了。 　　 　　石达开对洪秀全有成见是事实，但这种矛盾是否会延续至他与洪仁干之间？洪仁干在自述中对忠王尚且颇有微词，但对翼王远征反而丝毫未以之为叛逆，亦未有指责之词，不但始终以“远征”呼之，而且从“自我朝失去两位勇猛王爵(英王和翼王)实为重大损失”等语来看，他也始终以为翼王之远征为太平天国的一部份。这种观念显然不可能是洪秀全灌输给他的，倒是和上文中提到的忠王部将的说词一致。 　　 　　从石达开拒绝义王金牌却提出入浙之计，杨辅清脱离后，石达开尚与之有联络及议及合作，干王的种种言论，包括石达开一惯对脱离将领的态度来看，石达开与素未谋面的干王之间达成一定程度上的谅解与合作并非绝不可能。 　　 　　石达开远征之后，其相关记载史料已经非常有限，在整个太平天国历史中，这也属于史料最缺乏的部份之一，在这种情形下，能有以上那些显示翼王与天京方面之保持联络的记载，已经算不少了。(对于翼王远征一段，能找到同等数量的证明同一事实的史料的事件并不多)。而且这些史料可以合理地解释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如果否认这些史料所提供的事实，就不易用逻辑解释通的问题。 　　 　　陶短房： 　　 　　问题就在这里 　　当时幼东还没过继，自然不存在，幼西王、幼南王此时的记载是一片空白，而幼豫王胡万胜应该此时并未袭爵，盖胡以晃七年方死，尚是护天豫，他能袭这个爵位就算不错了。盖无正面也无反面证明此时幼西王和幼南王是否存在（十年左右此二人的地位则有许多各方面的材料证实），这也是我在文尾说“材料不足”的原因，事实上，从七年至九年，太平天国的史料是最苍白的，不论从自身、国外、民间或敌方记载，都是如此。 　　 　　翼王入川放弃宗教信仰，此说不知何据，史式先生曾和在下同编过一书，其辨析肯能事甚明晰，然此处根据恐怕不足，石达开对上帝教的信仰本就停留于形式上，其始终秉承太平天国号和其涪州征兵招贤等训谕中也始终使用上帝教术语，至于其他上帝教的信仰内容，恐怕除了洪家津津乐道，天国范围内的多数军民也已经不以为然了吧？干王是最正统的基督徒，其临终供词也看不出多少基督教色彩而儒家色彩甚重，何况其他？倒是蒙时雍家书和李誉生供词中涉及翼王事，倒可以佐证翼殿和天王之间有一定联系的可能，但也仅此而已，至于干王，可能性不大，从其在1864年翼王死后1年仍欲合“翼王、扶王大队”来看，其情报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 　　 　　至于翼王的电师被取消，似乎不完全由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否则就无法解释始终是正面形象的南王（对干王的封王诏书就写“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的云师何以也被取消。这个王庆成先生《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辨析甚详，在下也认同他的意见。 　　 　　镝非： 　　 　　干王所言倘若是孤证，自然另说，但既然有不少其他蛛丝马迹与之相佐，窃以为似乎不能断然否认。其中关键或许便在翼王是否真的放弃了宗教，如果此事为真，则干王提到的似乎不能被视为巧合。关于翼王此前也仅仅在形式上接受拜上帝教的问题，窃以为只要他在形式上完全承认，那么后来在形式上的放弃就是很大的改观了。(特别是他对大成国陈开，黄鼎凤要求改信拜上帝会，可见形式上有没有坚持并非无足轻重)。至于招兵告示等，我同意史式先生在考证中的说法，只有传统的“天”之概念，没有出现“天父天兄”字样，这与石达开以往的文书及大江南北其他太平军的作风完全不同----后者至少在形式上始终秉承拜上帝教的教义，动辄“天父天兄”的，也就因为有这个形式在，传教士们才会有所误解。 　　 　　其实所谓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本身就是通过形式上的强制推行达到的(尤其后期)，所以有没有形式大不一样，只要保持形式，就说明其仍公开承认上帝信仰，反之，如果不准备公开放弃上帝信仰，形式上也不会有所异动。就是说，只要石达开形式上还坚持拜上帝教，而没有公开异议(庆远题壁和67将领的奏章可证)，干王是没有理由说他在宗教方面有异议的，要不然后期将领中有异议的又何止翼王。 　　 　　史式先生有《石达开远征军放弃宗教迷信原因考》一文，考证远征军放弃宗教的问题，窃以为还是相当严谨的。 　　 　　关于幼南王，幼西王 　　 　　虽然他们有没有改封”天南”“天西”并无史料为证，但“南””西”两爵后来却始终未再出现在太平天国史料中却是事实。另外，如果真的曾设“天西”“天南”，又为何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最高将领都不曾受此封爵呢？关于电师问题，我倒觉得“云师”的被取消刚好证明与矛盾有关。 　　 　　王庆成先生曾经从宗教体系的角度解释过，为什么“电师”的存在已经是多余的，但他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将“电”“雷”两个封号转加给杨秀清，萧朝贵。如果没有取消“云师”，我们还可以说，是为了维持“风，雨，云，雷，电”这一体系的完整，但既然已经取消了“云师”，又何必非保留“雷”“电”不可？这并非完善“父子公孙”体系的必要条件，似乎不能从宗教思想体系得到解释。再考虑到“通军主将”一衔是同时取消的，我觉得用“内部矛盾”去解释似更合理。 　　 　　另外兄台提到的蒙时雍家书，是否是指谭体元等回京后，所谓的“忠王有欲收复粤西之举”？ 　　 　　基本上，反应翼殿与天京联络的蛛丝马迹，独立起来哪样都不足以得出结论，但是这么多的蛛丝马迹的存在，相互印证之下，似乎不能纯以偶然视之。否则，德章阿奏片能够预见翼王之援赣及半年后的入浙还要李秀成的联捻，骆秉章的奏片提到石达开与杨辅清有“合取上游之事”之约而此后石达开果然坚持进攻宝庆而非间道急行入川，以及干王提到的关于宗教信仰之事，忠王部将提到的翼王曾于1860年春夏计划但后未得实施的”进军四川”企图，就都只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至于洪秀全方面，虽然对石达开疑忌甚深，且然对翼王多加贬斥，但始终未宣布其为叛逆，除了顾及军心民心外，窃以为“坐收渔利”未必不是考虑之一，只是以石达开不威胁他的地盘，不威胁他的宝座为前提而已。 　　 　　陶短房： 　　其实我倒以为， 　　翼王的“出师再表真”正合天王之意，因为他的实力并不足以制石达开死命，个性和前车之鉴也让他并不愿意真下杀手，但让这个外姓揽朝政大权，却又是他所不愿意的，这个远征却让他找到了最佳的两全处理方法。 　　而翼王一直打着天王旗号也是得失利弊参半，利在于可以借太平天国的名分声威，也可以提升他个人忠义的形象，弊在于那个万里之外的天王对其在部众中权威的无形牵制，和无法满足部下攀龙附凤的愿望，这从杨辅清到张志公，大大小小的部将先后回朝可见一斑，这些人并非都是因为忠于天王而归的，他们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跟着一个自称天王臣下却又不受天王节制的翼王是没有多少前途的。 　　蒙时雍家书那一段也曾被认为是孤证，现在发现了李誉生的供词，此人在随石达开到广西时遇上邻居，知道老母病危便请求翼王奏请给假，葬母后直接回到天京，虽然语义有不清楚处，但似乎可以证明两部之间的确并非全无联系。但这似乎也证明和石达开保持联系的可能是李秀成部而非干王，事实上，干王地位虽一直很高，却无甚部众，在京外的威信也不算很高，这种具体的联络工作，似非此人力所能及。

原文 发表于新·战国联盟 > 镰仓鹤冈八幡宫  浏览：227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2/2 5: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