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寻找最后一批人 　　-------------------------------------------------------------------------------- 　　 　　 　　 在《我所认识的鬼子兵》出版一年之后，作家方军又开始寻找他的“最后一批人”。除了继续采访侵华日本兵以外，他还在采访寻找着当年参加过抗战的那些中国老人。他们是60多年前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还清澈、他们的悲壮足足可以感动最萎靡的青年、他们的悲伤能让一个最无动于衷的人也会潸然泪下动魄惊心。下文摘自《华夏》2000年10月号。　　 　　 　　来自民间的声音 　　1998年西单有一个个体的大嘴饺子馆。门面不大，名气却不小。那家的老板贴出了一个广告，说每年“七七事变”日，我不欢迎日本人来就餐。三天后就被公安局查封了。在这三天之内，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去了，读卖新闻的记者去了，朝日新闻的记者也去了。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干过4年，我给日本记者当翻译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它和德国不一样。德国周边12个国家互不签证，各国人可以随便开车出入境。各国对德国纳粹的愤怒德国政府很快就能知道，所以德国总理施耐德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向受过迫害的犹太人下跪谢罪。但日本人不一样，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人的愤怒。现在日本80％～90％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概念：侵略中国和打中国是对的。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已经被英法各国占据着，我们日本是解救你们去的，直到现在他们都这样认为。当时，大嘴饺子馆老板对我说，我这里明天就关张了，你敢不敢到我这里吃一顿饺子。我说这有什么呀，就去了。吃完了给他钱，老板死活不要。他说关门前这两天，我这里生意特别好，好多老头老太太来买我的饺子，有的说，我们买不着熟的，我们买生饺子还不行吗？大家排着大队买饺子，当时成了西单的一景。真挺遗憾的，韩国有一个“国耻日”，那一天所有的餐馆都贴着：我们今天不欢迎日本人来就餐，我们不为日本人服务。咱们中国有国耻日吗？韩国的日本人一到韩国“国耻日”那一天，都会恐慌起来：韩国人不给我们饭吃，不给水喝。所以给日本人心灵的震撼特别强烈，这时的日本人会想起，他们的父辈当年在韩国烧杀抢掠犯下的滔天罪行。所以日本人不给韩国人谢罪不行。可是占领中国14年，杀了3500万人的日本人就是不给咱中国人谢罪。　　 　　92岁的要饭人 　　63年前，29军的大刀片曾壮我国威，让侵华日军鬼子兵闻风丧胆，屁滚尿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当然是“最后一批人”。杨云峰，92岁，29军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1998年6月，我和我的同事去他家采访时，吃了闭门羹，我们足足等了4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回来。后来，听说他要饭去了。当时的舞阳县骄阳似火，麦浪翻滚。百般无奈，我们几个一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样也好。”于是，我光着大膀子沿河边走了七公里去邻村他86岁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小脚顶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鬼子当年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边走边对我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村的，他当时穿着军衣，背着大刀。”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众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老太太说他早丧失劳动能力了，“四处要吃要喝，确有其事。”杨云峰1908年生人，为了吃饭，他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的师长是冯治安中将，旅长是何基沣。解放后何基沣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还常常接济我。”这是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的。杨云峰老人身体素质好，他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抗战胜利50周年的1995年，80多岁的他还能在卢沟桥边上的宛平城上抡大刀，足以证明其英雄气概。杨老汉对我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29军整军备战，准备抵抗日本的进攻。1933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进占热河，3月进犯我长城喜峰口！”老人激动起来，他站立着，插着腰，不时挥手大声喊：“何旅长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好像日本鬼子又来了似的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他是幸存者。我问他外孙女才知道他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杨老汉告诉我，1940年的宜昌战役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中张自忠将军殉国。1945年，他的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当时，只带了一把29军的大刀片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作为29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认为当年的战场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无关联的纪念章都别在胸前，仿佛是对63年前自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过的首肯。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十几个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几万日元，每月还有天皇给的5万“恩给”。他们的医疗也有保障。他们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中生活着。杨老汉听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说：“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他的裤子很破，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请他吃饭时我观察到，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拾起来放进碗里。1937年，29军官兵有10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29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侵华日军血战，29军在反侵略战争中是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军队之一，中国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着他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事隔63年，29军官兵还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了，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各省、台湾岛上和美国、加拿大等地。92岁腰板挺直的29军老兵杨云峰，就算其中的一人。我想，他到死也是光荣的，何况他今天还健康地活着。电视人们难道不想给历史留下什么活生生的资料去拍拍他吗？难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吗？普通人的命运不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吗？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昨天吗？　　 　　八路英雄黄廷廉 　　1998年，我在沈阳图书城里见到了真正的英雄。只见到过一面，英雄就在我心里扎了根。他，就是我们八路军的英雄黄廷廉。一个艳阳天，我在沈阳图书城里签字售书，熙熙攘攘之后，图书城王经理在三楼会议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我因为见到这样的活动很多，所以并没太往心里去。只见来了6位老头儿，衣着平常，平易近人。他们握握我的手，拍拍我肩膀说：“小伙子，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来看看你，欢迎吧？”我看当地记者都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也没太在意，只是说：“欢迎、欢迎。”谁知第一个人的发言就深深吸引了我，原来这6位老头儿都是同侵华日军鬼子兵血战过的老八路！第二个老军人以亲身经历讲述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时，说：“每天只吃树叶来充饥。”当讲到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加害我国民时，他，老泪纵横。第三个发言的老军人也哭了，他说：“我爹讲，中国地方这么大，怎么就杀到咱村了？中国人这么多，就缺咱一个人抗日不成？可日本鬼子到底是来了，他们捉走了所有能干活的男人，去当劳工，女人几乎都被强暴后处死。我父亲就是那年被抓走的，从此，杳无音信。母亲被杀！村子被烧！我横下一条心，逃跑没地方！只有参加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拼！――那时，我只有15岁呀。”只有一个人不落泪，他体魄健壮、声若铜钟、掌似小盆、目光坚毅。我后来知道，他就是黄廷廉老人。据80多岁的黄老头回忆，1944年7月，他在山西太岳军区平遥县游击大队当宣传干事，在他奉命到游击区部署保卫夏收工作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后，日本鬼子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没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军事情报。8月10日晚7点多钟，黄廷廉等8名八路军战士被押赴刑场。屠杀开始了，日本鬼子嚎叫着让黄廷廉跪下，黄廷廉冷笑着说：“老子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给你们下跪，妄想！”鬼子气急败坏挥刀向他后颈砍去，疼痛袭遍了他的全身，他咬紧牙关竟然屹立未动。鬼子再次挥刀向他后颈砍来，他忍着巨痛大声喊：“八路军的脑袋是钢做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万岁！”日本鬼子凶残地向他砍下第三刀，他失去知觉，一头栽倒了。凶残的日本鬼子兵怕黄廷廉他们不死，又挥刀在他们背后补扎了三刀，然后匆匆离去。大约过了1个小时，黄廷廉竟苏醒了，他看见战友们都倒在血泊里，知道自己还活着，他挣扎了很长时间才爬上岸。接着，他忍着伤痛一点一点爬到平遥城西北刘家庄。这时，天刚蒙蒙亮，他躲在村头的麦垛后，一位老乡见他浑身是血，把他扶到村里。下午，日本鬼子兵顺着血迹搜到刘家庄，在群众的掩护下，他脱离了虎口。5个月后，黄廷廉伤口刚刚愈合就返回了部队。1944年，黄廷廉被太岳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太岳军区司令李成芳把他送到延安。当时的军委组织部长胡耀邦得知这位“活着的烈士”来到延安，亲笔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将黄廷廉安排在中央党校边学习边疗养。太原解放后，黄廷廉任山西军区医院政委。偏巧，那时院里有几名留用的日本外科医生和护士，当他们得知黄政委曾在日军刑场上被砍了三刀大难不死的事迹后很受震动，他们说：“日本法西斯杀害黄廷廉，我们日本人民要把黄廷廉的伤治好。”日本医护人员精心地为他做了整形手术，使他的刀伤得以痊愈。黄老头儿的话说完了，我和沈阳图书城的读者们涌上去和老八路们握手。我解开黄老头儿的上衣看他的刀伤、枪伤，我对他说：“鬼子扎我一刀，我就得玩儿完，您挨了这么多刀，为什么还像铁塔一样结实？”“――八路军！”80多岁的黄老头儿撂下三个字，哈哈大笑。我利用媒体多次向电视人们建议拍他们，做成光盘。但是，无人响应。作为《最后一批人》，我感到，他们虽然还活着，但却不能永远活着，这很可惜。　　 　　忍辱含垢的李大娘 　　云南保山地区宣传部长杨文虎又一次来电话：“你曾说过，要和电视人一起拍摄30集TV片《最后一批人》，用30名在抗日战争中普通人的形象、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抗争、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的故事，来告诉21世纪的中国青年们。怎么还不来呢？我给你准备了7个生活原形，第一个就是你采访过的李连春大妈，我们保山地委随时欢迎你们来！”可是，天下之大，有哪个电视人愿意搭理我呢？李大妈76岁，她是经过忍辱含垢、羞愧欲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勇敢地站出来，向世间被露那段旷世惨绝的人生遭遇的。李连春原来是龙陵县腊猛乡白泥塘人，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入寇滇西，由于驻缅英军及中国远征军的败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不到一周，龙陵、腾冲先后失守，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尽皆沦丧。白泥塘村地处怒江西岸松山左侧，属日寇的前沿阵地，由日军56师团的113联队驻守，更是成了日寇肆意践踏的重灾区。1942年8月，就在蜡猛街头，三个日寇把17岁的李连春轮奸了。在这之后，日军又来到她家要把她带走。李连春的父亲坚决不答应，被日军当场打死。在日本兵的营房里，李连春和被抓进来的姐妹们一起每天强装笑脸，应付那一身臭汗、刚从阵地上换下来的日本兵，要陪他们笑、陪他们闹、还要任他们肆意蹂躏，即使是卫生期也不能幸免。数月之后，趁一个黑风暴雨的夜晚，李连春借着盛夏的闷雷和闪电，深一脚浅一脚沿怒江边逃出日本鬼子的魔掌。李大妈拉开上衣给我看肩头上的伤说：“羞耻呀，这是当年鬼子兵兽性大发时，咬下一块肉落下的伤疤。”我对李大妈说：“不，这是咱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男人们的耻辱，是咱中国军人们的耻辱。”我对李大妈说：“我想带电视人来，您同意吗？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您，好吗？如果您面对电视镜头，您想说些什么呢？”“我想告诉日本人，‘你们不谢罪，我到死也不答应’。”李大妈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想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们，不要忘了那悲惨的岁月。”　　 　　谢罪之难难于青天 　　在采访老八路、老新四军的同时我还在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这其中，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给我来信最多，前前后后有30几封。他说：“第一，我想在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谢罪。第二，我想和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已经86岁了，对于人世间的其他事，我一无所求。”“我谢不成罪，要我儿子来，儿子不成再让孙子来。”他白纸黑字写道。侵华日本老兵本多欲来华谢罪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很多人以为只有东史郎一个老兵谢罪，其实不然。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今在中国参过战的谢罪老鬼子已经不胜枚举，只不过，近几年让12万日本右翼上窜下跳遮掩了其存在而已。抗战胜利已经55周年，今天，不仅分布在日本全国的840个右翼团体在蠢蠢欲动，而且，一种“新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形成气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教训“支那人”已经成了随随便便的行为，甚至连一点外交上的掩饰也没有。前些时候，森喜朗就任日本首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断发表“引人注目”的言论，先是对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含糊其辞，然后，又发表“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国家”的讲话，这使人想起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涌动着的思想恶潮。我想，我们纵有千军万马，不主动出击也只有招架的份儿。何不在“谎言被说到90遍”的时候，也说说真理？而且，多找几个愿意谢罪的“亲历者”现身说法？但是，谢罪就要有方式，我想安排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和老八路黄廷廉，原国民党29军上尉军官89岁的韩立才先生同台演讲。估计，不但会满堂出彩，而且，做成电视片的话，还会具有永久保留的价值。可是，谢罪就要有场地、有听众，这一下可难倒我了。我去了北京几所大学，回答都是一样：”老鬼子演讲要介绍信，老八路演讲要介绍信，29军韩立才演讲就更要介绍信了。”可是，没有一个单位愿意给我开介绍信。我不是介绍信，我也没有介绍信。可是，我有嘴，我对大学的老师们说：“《最后一批人》的讲话真感人，比方韩立才老人，他参加过卢沟桥保卫战、台儿庄战役，还当过解放军的上尉军官呢。多少年来，他著书立说十几本为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做了许多工作。”面对我的口干舌燥，老师们笑笑摊过来一只手说：“――介绍信。”3位老人也常常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或者发传真询问：“我什么时候去演讲呢？时间和地点定下来了吗？快告诉我吧。我老头子军人出身，已经准备好了。”我也很苦恼，谁都可以等，惟独这《最后一批人》等不得，原因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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