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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自由的「娜拉」走到了哪里?(六)
——兼谈中国女性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河南大学中文系:刘思谦 五 现在可以说到「娜拉」的「最後」了。「娜拉」最後怎么样,同样也是一个个人化的命题,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本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职业女性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走进社会融入都市以後真的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命,做教师、做护士、做医生、做职员、做明星、做经理、做新式淑女、太太等等,女作家(即苏青所说的卖文为生)只是其中的一种职业而已。而且就是这二十来名现代女作家们的「最後」也是一人一个样。只有一种结局是共同的,那便是渐渐老起来和死去。《「娜拉」言说》付梓出版时,石评梅、庐隐、萧红、林徽因、冯沅君、袁昌英、方令孺、陈衡哲、苏青、丁玲、白薇、陈敬容、凌叔华等人(以逝世时间先後为序) 已经不在人世了。作家及翻译家沉樱1988年4月在美国病逝。张爱玲199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悄然谢世,享年74岁。现代女作家如今在世的,据我所知,只有苏雪林、冰心、谢冰莹、绮君、杨绛、张秀亚、郑敏、梅娘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了。 当代女作家这几年去世的有戴厚英、蝌蚪、李佩芝、陈玲等。 下面是几个现代女作家的「最後的岁月」: 袁昌英回国後一直在大学任教,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著名的外国文学史教授,著有话剧《孔雀东南飞》及散文、文学研究多种。她和苏雪林、凌淑华三人,当时都是武汉大学教授,有名的「珞伽山三女傑」。「文革」中袁昌英莫名其妙地被开除公职遣返农村,1973年孤苦伶仃地死在一位远亲的茅屋里。 苏青50年代初为了谋生在俄语学校学过俄语,在戏曲编导班学过编剧,毕业後分配到芳华越剧团,团长是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她在成功地编写了越剧《屈原》之後,又着手编写历史剧《司马迁》,並为此给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写过一封信,请教司马迁生平的一些问题。忽逢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抄家时发现了这封信。就是这样一封同政治无关的私人信件,苏青竞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年多时间,出狱後又被剧团辞退。「文革」中她常常在街道组织的批斗会上挨斗。1975年1月,上海黄浦区「五七」干校发给她的退休通知书上,记载着她每月工资67.7元,按70计算每月实发43.19元的字样。她四十年代离婚後便独立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子女,为了孩子以後也没有再婚。没有人知道穿上了女式人民装的苏青和三个孩子这么多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据她的女儿李崇善说,「文革」後她拿到了900元的补发工资,首先想到给小外孙买一本《英汉大辞典》给儿子买一台黑白电视。1982年12月7日,贫病交加的苏青无声无息地在上海家中去世,只有女儿、女婿和一个小外孙守在身边。 白薇50年代初以年过花甲体弱多病之身,执意要报名去北大荒,一去就是七年,随之又去了新疆。这隻风尘仆仆的「征鸟」最後沉落在北京和平里一座居民楼里的一张藤椅里,已经有七十多岁了。1983年,杨骚的儿子出於某种说不清楚的心情,来到这里寻访这位他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看到的「父亲年轻时的女朋友」。他看见「一位老太太埋在矮矮的藤椅里,一隻手软软沉落,地上有一本杂誌,藤椅几乎将门道塞住了」。当她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从福建漳州来的,便告诉他她从前的爱人是漳州人。当这个年轻人告诉她他就是杨骚的儿子时,「只见她双手下意识地缩拢,在藤椅的扶手上猛然一拍,失声叫道「哎呀,你是杨骚的儿子呀」! 顿时语塞,她这时已八十九岁了。1987年,白薇奇迹般活到了九十三岁而终。 丁玲在经历了长达22年的磨炼之後於1979年复出。有一张照片是她坐在第四次文代会主席团成员中间,根根白发如细钢丝一般直立,脸变长了,双颊凹陷,脸上的皱纹如刀刻般历历可数,眼角虽然像所有老年人那样稍稍下垂,可眼神仍然是飞扬的和不羁的,被压抑的愤懑不平之气和看透之後的傲岸仿佛就要夺眶而出。这是一张有雕塑感的摄影杰作,记者捕捉到了她复出後心灵真实的瞬间。但复出後的丁玲的一些言行却让人有些失望,至少有些话好像不应该从她这样一个深受极左之害的老作家嘴里说出来。(参见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 她其实是不能再一次授人以柄,不能再栽在那个当时以思想解放领导人身份出现的××手里。在变幻莫恻忽左忽右形左实右形右实左的政治派别斗争中,丁玲被政治化了。她有许多难言之隐。渴望自由的个性很强的不羁的丁玲直到她生命的最後几年也没能赢得自由,哪怕至少在最後几年能活得真实一些。1985年,长期压抑和郁闷的丁玲得了重病。据厦门的朋友讲,她的病在接受一个大手术之後是可以治好的。但她拒绝了,她活得太累,她选择了解脱。据说,她临终前嘱咐朋友为她的老伴再找一个老伴。 沉樱(1907-1988) 与美学家翻译家梁宗岱的婚姻40年代末期突生变故。梁宗岱与一个广东女伶相识並结合。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及母亲、弟弟、妹妹到了台湾。当时最大的女儿才12岁,最小的儿子出生後还没见过父亲。沉樱到台湾後以中学教师的职业养育老小,盖了三间小屋,生活渐渐的安定下来,还能在业余搞些翻译,她的许多重要的译著都是在这时完成的,如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曾多次再版。退休後,她到美国与女儿团聚,有时回到台湾住些时。据林海音的散文〈怀念远方的沉樱〉说,沉樱的身体到1983年突然哀弱下来,如今(1986年)正独自躺在离儿女家不远的马里兰老人疗养院里,视力模糊、手抖不止,话也说不清楚了。1988年4月14日去世。林海音的另一篇散文〈沉樱的最後〉介绍,梁宗岱於1985年在大陆逝世。诗人彭燕郊等编了一本《回忆梁宗岱》的书,将林海音的〈怀念远方的沉樱〉一文收入。他还给林海音寄来了几封沉樱与梁宗岱的通信。原来他们在分离四十年之後还彼此惦念着,原来爱情在她的心中从未熄灭。她女儿说,在台湾时曾看过妈妈的日记,知道她和父亲虽然分开了却一直相互爱慕着,她不大明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呢?这本日记还有吗?她女儿说,被妈妈去世前烧掉了。 张爱玲的晚年,在司马新的《张爱玲在美国》一书中有翔实的记述。1956年3月她和美国左翼剧作家赖雅在麦克道尔文艺营邂逅,同年8月18日在纽约结婚。当时赖雅65岁她36岁。在这之前,赖雅已得过几次脑中风,不知张爱玲当时是否知道? 事实是婚後两人的生活重担基本上放在了她一个人肩上,这实在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对张爱玲来说也很不公平。张爱玲婚前已怀有身孕,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赖雅,赖雅坚决要她堕胎。她同意了。这很有可能出於经济上的考虑。他们俩个都没有稳定收入。以後,赖雅又多次中风,基本上没有了写作能力,到最後也没有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张爱玲不得不为经济收入而奔波,有时还遭到退稿。有一次她为写稿的事情又隻身去台湾,突然得到赖雅中风的消息,竞因买不起机票而改赴香港写电影剧本。她在给赖雅的信上说「工作时间太长,眼睛又在流血」。夏志清教授在为司马新这本书写的前言中说:他读到这里真是感慨繫之。「十八岁父亲把她关了起来,虽不能说在她患痢疾後,心硬得坐死不救,但张爱玲从此身体虚弱,甚至晚年那些病症都可溯源到那次灾难。她的第一任丈夫 (胡兰成)伤了她的心,第二任丈夫在婚前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和乐趣,而且因堕胎而『在纽约病得很重』。张爱玲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都是对不住她的」。这是非常中肯的分析。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描写过白流苏谋生与谋爱的艰难,她相信「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她说苏青「谋生之外也谋爱,可是很失望」。「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想不到她自己晚年在異国他乡竞然将这里面的每一个字的滋味一一品尝,令她的众多的「张迷」们心里很难过。 张爱玲的死和她的生同样寂寞。1967年赖雅去世,两年後她移居洛杉矶。1995年9月的一天,人们在洛杉矶西木区一间家徒四壁的公寓里发现她已去世,门边放着一隻经过整理的手提袋。 她生前的最後一本书《对照记》里,没有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也没有赖雅的。司马原的书里倒是有一张,是60年代初在华盛顿照的她与赖雅的合影。两个人都是半侧着身,轮廓很清晰,张爱玲微微昂着头,看起来很精神,她的眼神里有难得的安谧。应该说,她那时是幸福的。 1998年8月18日-9月5日定稿於郑州,10月18日改定於开封。 註:本文第一、二、三、五节所用资料均自拙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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