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温馨的港湾、甜蜜的乐园。我们大家庭有四兄弟、五姐妹，我为老大。弟弟有宏勋、梅岭、建勋；妹妹有邓勇、仙珍、赛珍、琼娣、赛娣。 　　1962年春节，我与蒋柳桃女士结婚。我们生了两男即邓劲、邓沛，一女邓克。大儿子结婚，女儿出嫁，大儿媳谭碧文，女婿肖庆元，现在孙子邓一兵，外孙肖华宇。一个家庭的好坏关键在于主妇。正如人们常说的：“老婆讨得好幸福就来到，讨坏一堂亲，失误三代人。”蒋柳桃女士作为我们家庭的主妇，在尊敬公婆、关心弟妹、生儿育女、勤俭持家、支持我的事业、家庭建设与发展等方面，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作为户主代表全家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忠实革命伴侣。我们结婚后，由于工作原因，长期两地生活，她在农村教书，我在机关工作。我是一个事业心较强的人，不管领导上分配什么工作，我都尽一切力量去完成。由于我只有初小文化，要做好复杂的工作，难度更大，只有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很少有时间到乡下帮她料理家务，就是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早上又赶回机关，三个小孩全由她看管，从没有怨言。她也是一个在事业上不甘落后的人，每学期都担任班主任，送毕业班，成绩都是中上等，获得校长、老师、家长们的好评。那时当老师教书，还有很多社会活动要参加，她没有请过一次假。特别是暑假期间，都要住到农户家参加“双抢”，她就带着小孩、保姆和煤油灯盏一同前往。我记得很清楚，1965年刚放署假，我利用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到学校去看她，守校的老师说：到茶家坪搞“双抢”去了。我随即赶到茶家坪，找到住户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保姆拿了一条板凳，请我坐下，随即倒了一杯茶，我刚喝一口，只见她水淋淋一身，收工回来了。由保姆带着不到一岁的邓克哇哇地哭，她顾不得洗澡和吃晚饭，从保姆手中接过邓克坐在一条凳子上就喂奶。我没有看到邓劲，她说送到茅园外婆家里去了。我在茶家坪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就赶到茅园去了。后来，我在政府办任主任，工作就更忙了。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还要接待客人。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到晚上11时左右才能回家。家里的事全由她一人料理，不仅没有怨言，而且还对我说：你只管放心工作，家里的事由我来承担。我听后，一方面感到内疚，另一方面感到我有一位这样好的贤内助也是我的骄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被打成全县的“大右派”之一，“罪状”印发和张贴到了全县的每个角落，当然也张贴到了她们学校。老师、同学们都在议论纷纷。有的说“真想不到蒋老师的爱人也是大右派呀！”当时蒋柳桃只有20多岁，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白色恐怖”，政治压力使她抬不起头，但她深信“我爱人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由于运动来得这样猛，问题这样突然，情况不清楚，她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恨不得长上两个翅膀，立即飞到我的身边。于是她请假背着小孩急急忙忙跑来东坪看我。推开我的房门进来，我起身接过小孩随手拖一把凳子给她坐下。她看了看我，接着安尉我说：“不要着急，相信党，相信群众会实事求是搞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对我鼓舞很大。这一晚，我俩都睡好，第二天清早她又背着小孩回学校去了。 　　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在奉献，这是我深深体会到了的。我能有今天，我的事业能有今天，我们家庭有今天，是与我爱人的自我牺牲，理解、支持和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二是勤俭持家能手。我们是暂时困难时期结婚的。她同意一切都从简，除买了一个热水瓶外，我俩身上床上没有挂一根新纱，就是婚礼，也是集体举行的。结婚一年，喜得长子邓劲，小孩的衣服全都是她利用我们的旧衣服亲手改制成的，就是包孩子的抱裙、尿片也是将一床旧被子扯破改制的。那时我们工资很低，我月工资38.50元，要负担妹妹读高中，老家也要支援，没有钱给她了。她月工资33.50元，请个保姆15元，余下18.5元是她与小孩生活费和零用钱。后来我们有了三个小孩。虽说工资高了一点（我月资44.50元，她月工资37.50元），要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不勤俭节约是不行的。我和她十多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衣服破了。她亲自补。我记得我有一件短裤，她就给我补了12巴。小孩的衣服从未买过一件亲的，都是由她亲手缝的，或者利用旧衣服改制的。她带着三个小孩，家务操劳重，婴儿哺乳期间，能量消耗大，当时粮食定量27斤，还要搭配30的薯米，显然不够吃。没有钱买其他副食品，她就买些玉米子煮着吃。由于她处处节约，勤俭持家，尽管收入低，负担重，我们没有欠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就做副工，不久参加了工作，相继女儿又参加工作，加之通过工资调整，经济上开始好转，逐渐有了点积蓄。当时我们住在县建委机关，由于机关分房不公，她窝了气，再加之我家有10兄弟（包括堂兄弟）均支持我建房，他们说：“老三，你建房，我们每人都给你个把立方米木材，如果不建房，再过两年就没有了。”因此，我爱人坚决要自己修建住房。当时中央也号召修建私房。于1988年，举全家之力始新建住房。建房过程中，我因在政府办任副主任，工作繁忙，没有请过一天假。组织材料、工地搬运、全靠我爱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婿。七月的一个星期日，从木子水泥厂运来30吨水泥。我们四爷崽加我爱人亲自卸车，由于水泥是刚打出来包装的，温度很高（烫手），天气又非常炎热，我们每个人都搬得汗流浃背，水泥灰与汗水光混在一起，简直成了泥人。好不容易下完20吨水泥，我们个个都来不得神了。余下的10吨，还是请结晶硅厂的职工卸掉的。开工后，我爱人一直在工地，白天卸砖卸砂。水泥砖很重，她搬不起，就楼在身上向下梭，两件罩衣都被水泥砖挂得稀烂的。晚上我陪她睡在工地守材料。有一天晚上，雷训阶同志问我们，“这们晚了，你们到哪里去呀？”我回答说：“家事国事事事操心，白班晚班班班上任。”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三是贤妻良母典范。我们结婚后，她对长辈尊敬。过年过节总是要买点东西给老人家送去，父亲常年多病，每次来医院住院治疗时，其医药费多数由我负担，她从不攀比，还经常到医院看望，招扶老人。父亲去世后，继母和一个妹妹在家，第一年，我约弟妹都回家过了年，第二年她对我说：“妈妈他俩在家也没味，倒不如把她们接到我们这里来过年。”我同意她的意见。后来，每年都是如此。老家还有伯伯、伯娘。她对他们也时常惦念，每年总是要去看望一、两次。她作为大嫂对弟妹也是关心的。我们结婚不久，看到大弟的被子坏了，她主动将她读书时用的被子送给了他。大弟结婚后，爱人在农村，没有房子住，我跟父亲商量，老屋由我和大弟各出50的钱买下来，给弟媳他们住，家里用这笔钱再修一栋房子。父亲很赞成，我告知柳桃，她还赞扬我说：“你想得比较周到。”小妹妹身体有病，她十分关心与同情，见她爱看电视，把旧电视机送给她，还帮她买些衣服。兄妹九姊妹从未发生过口角，一直相敬如宾。她对小孩十分爱护，非常关心，小孩尿湿她及时换好尿片；小孩有点不舒服及时上医院看病；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现在小孩大了，甚至已经成家立业了，她还是为其操心。她不仅对小孩生活方面十分关心，而且对小孩的教育也是比较严格的，从小教育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办事。现在小孩长大了都铭记妈妈的教导，付诸实际行动之中。她动过两次手术，一次是阑尾穿孔，一次是结扎手术。为了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在生第三个小孩时，我没有在家，他主动到医院做了结扎手术。由于她劳累和操心过度，身体较差，长期贫血和严重的神经衰弱，晚年情情急躁，心绪不好，曾一度神经错乱。这使我深感内疚，也是值得全家充分理解和体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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