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提示： 　　 如果书写一部公正的人类卫生史，最恐怖与无奈的一章应该是“艾滋病”，而其中最黑暗与无耻的一页应该留给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河南卫生部门。从1992年开始，在河南省卫生厅的负责官员和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的动员下，许多贫穷的河南农民积极参与卖血，据说这样可以“脱贫致富”，而且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河南卫生部门依靠血制品出口获得了不菲的利益。但谁也没有想到，人类卫生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故也因此发生：许多人在卖血过程中因为交叉感染染上艾滋病病毒，而更多无辜者因为使用污染的血液同样染上这不治之症。 　　 张夏青，女，8岁，来自河南商丘地区睢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95年夏天因为肠坏死在睢县人民医院动手术，医院使用了一名如今查无下落的不知名输血者100毫升的血液；1999年底又因为血小板减少在该医院三次接受输血。 　　 今年8月，经睢县人民医院、河南省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检验，张夏青HIV初筛为“阳性”，并建议做确诊试验。上周，北京市地坛医院确诊：张夏青为艾滋病感染者。 　　 在河南，张夏青这样的悲剧并非特例，有专家估计，河南艾滋病感染者至少不低于50万，甚至可能上百万。 　　 河南省卖血和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很早就受到医学专家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但由于当地卫生部门和其它党政部门的干扰，加之艾滋病潜伏期的“帮忙”，真相长期被掩盖，而那些关注艾滋病问题的专家、记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口头警告、点名批评直至开除工作。 　　 该来的终究会来。艾滋病平均潜伏期为8年，如今河南的艾滋病大规模流行，文楼、西河等“艾滋病村”的频频曝光，正是当年政府倡导卖血，只求经济利益不顾百姓死活所酿造的恶果的集中爆发。 　　 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如今还不愿意承认事实——尽管丑闻早已大白天下，国家卫生部门和联合国卫生组织都已经开始关注，并参与控制疫情。文楼村所在的上蔡县据说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要求村民们保持沉默。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医学常识的匮乏和社会关注的淡漠，河南艾滋病疫区的老百姓同样讳疾忌医，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只听说过，艾滋病是一种性病，感染艾滋病的人道德有问题。所以，几乎没有艾滋病感染者敢站出来面对社会说出真相，他们只能藏在家中静静等待死神的到访。 　　 在这个意义上，张夏青的确是一个特例，因为她的父亲张建琦能豁出一切带着她来到北京，并勇敢地直面媒体与社会，他们不仅仅是来寻求我们的关心与帮助，他们更是来告诉我们一个苦难的真相。对张夏青来说，无论何种努力，也许她仍然没有明天，如果连一个真相都不能留下，她也像家乡许许多多同命运的人一样在无知无觉中离去，那将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那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 　　 如果今天的我们面对中原大地上一个个新添的“莫名其妙”的坟头无动于衷，那么，明天我们遭遇厄运时的恸哭将同样无人倾听。 　　 　　 　　我把女儿看死了 　　 　　 张建琦背着女儿默默走出了地坛医院，一边走一边流泪，泪珠在秋风中四处飞溅。在他背上，张夏青痴痴地看着地坛公园门口那几棵银杏树，美丽的银杏叶雨一般洒落风中，稍做挣扎便无奈地躺在地上，行人脚步踏过之处，金黄的叶片发出几声“沙沙”的呻吟。 　　 这是2001年11月？日的上午，张夏青已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而且已进入发作期。尽管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它的真正来临还是让人无法接受。张建琦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背着女儿进出医院的大门，从睢县到郑州，再到北京，他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女儿好一点，也许她没有多少快乐的时光了”。 　　 “是我把女儿看死了！”张建琦抹了抹泪告诉记者，小夏青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从小就在和病魔作斗争。199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两岁多的小夏青突然肚子疼，送到睢县人民医院，经检查是肠坏死，需要动手术。手术中，医生说需要输血，就临时找了一个与小夏青血型相同的供血者——这个供血者如今查无下落——抽了100毫升血，但血输了不到四分之一，不知什么原因就输不进小夏青体内，以后医生就给孩子改输母亲的血，小夏青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此后的3年里，她时常出现发烧症状，免疫力越来越差。1999年底，小夏青出现血小板减少症，由于失血过多，接连休克，家里又把她送到睢县人民医院，输了4个单位的血小板，又输了3次血才把小夏青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次输的血是商丘血站提供的。此后，小夏青发烧、腹泻等症状仍不断出现。 　　 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也就三四千元，而孩子看病所需的医药费却是个无底洞。“只要能把孩子看好，我也没什么可求的。”张建琦告诉记者：“今年（农历）三月，也就是麦收之前，我带她去医院看了一次，当时她身体还挺好，血小板减少也不明显了，我心里别提多高兴，收麦子都特别有力气。我想等卖了麦子，有点钱再给她好好看看，只要她彻底好了，我这几年的心血也没有白费。” 　　 但张建琦没有想到，就在麦收之后，小夏青却出现了长达50多天的高烧不退，而且无发病原因。8月10日，在县医院一名医生建议下，小夏青接受了血液检查，因为她有过输血史——在如今的河南，“输过血”已经成为艾滋病魔降临的代名词，人人谈虎色变。血液检查的结果让人震惊：张夏青HIV初筛为“阳性”，建议做确诊试验。老张又带着孩子前往郑州，到了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经省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检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 　　 回想起来，老张几乎痛不欲生，“我没想到，我带着女儿看了这么多年病，最后是这样的结果，是我把她看死了！” 　　 　　 　　她不明白自己有病 　　 　　 在回位于京郊北沙滩的租来的平房途中，小夏青闹着一定要父亲给她买一个书包。 　　 “你要书包有什么用？你又不能上学！”张建琦申斥女儿一句，泪水却又忍不住流了下来，他告诉记者，小夏青从来没有上过学，但她特别向往学校，一看到别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就吵闹着也要去。“我告诉过她她有病，但她不明白。” 　　 老张说他一开始根本不相信女儿得的是艾滋病，“当初我也不明白，我想一定是医生搞错了，她才8岁，她没有作风问题……我又很怕，那时侯我以为艾滋病是只要握手就会感染。后来多少了解一点了，握手是不会传染的。”记者突然明白了第一次见面时老张那主动得有些过分的握手动作，也明白了为什么记者毫不犹豫接受他的握手时，他会那么激动。 　　 为了让小夏青开心，我们的摄影记者给她买了一个书包，她不再吵闹，背着书包左看右看，回到屋里也不愿卸下来。 　　 张建琦开始准备为女儿做饭，小夏青则坐到一旁的床上翻开她的《看图识字》，并大声地读起来，背上还紧紧背着她的新书包。 　　 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间的出租房，真是家徒四壁，甚至连个板凳都没有——除了一张圆桌和那张用床板和砖头搭成的床，床头上堆着一摞关于艾滋病防治的书籍。 　　 老张告诉记者，一般天一黑他就带孩子睡觉，因为屋里什么也没有，怕闲着没事孩子想出去，而晚上到外边孩子容易感冒。平时白天只要天气好，他都带孩子到附近的运动场活动，“得让她多锻炼，她身体已经很弱了。” 　　 记者坐到小夏青身边，却无意中发现床头那堆书里竟然夹着一本《圣经》。“你也看这个？”记者略带惊奇地问老张。“别人拿来的，没事也翻翻，”老张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也不是很看得明白。”记者翻开了这本厚重的大书——这是自大学学习西方文化概论之后，多年来第一次翻看，不知为什么，在老张那憔悴的身影下，书中内容变得特别简单。 　　 小夏青读完了《看图识字》，随手抓过一本《艾滋病防治知识问答》让记者教她认字，她指着封面上的“病”字说：“这个我认识！”然后指着“艾”字问道：“这个念什么？”记者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一切都豁出去了 　　 　　 张建琦父女来到北京，完全是一个偶然。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张建琦一家根本不可能负担小夏青高昂的治疗费用，他也想过向社会求助，但当地这种病已经很普遍，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另外他见过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遭人排斥，他不想自己的女儿也受到歧视。 　　 今年8月，国家天文台的研究生李丹到河南作社会考察，得知他们的情况后，表示可以给予帮助。于是，张建琦父女来到北京寻求救助。 　　 李丹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大学时是校红十字会的成员，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艾滋病人。他告诉记者，艾滋病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李丹向记者介绍了他在河南实地考察的一些见闻，他说情况远比现在公开宣传的要严重得多，而当地政府还在继续掩盖着真相，据说他们有一种心理，只要再坚持几年，现在已开始发作的病人们得不到救助自然会很快死去，到那时，一切问题就都不存在了。 　　 张建琦父女到北京后，李丹为他们找了一个住的地方，并积极联系媒体呼吁社会给予关注。房东看到了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播出的节目，结果竟然是张建琦父女不得不搬家，这不能不让人心寒。 　　 记者问张建琦，我们这次如此大篇幅的进行报道，而且配有大量图片，他有没有考虑后果也许适得其反，他们父女有可能再次无处容身，甚至影响到在地方的家人？张建琦苦涩地笑了笑：“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一切都豁出去了！” 　　 这个30多岁的农家汉子，为了女儿已经愁白了双鬓，他说只要谁能出钱治好女儿的病，他什么都肯做。 　　 为了还女儿一个公道，张建琦已决定起诉睢县人民医院，“我送女儿是去治病的，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结果。”记者想告诉他，医院确实有责任，但问题不只出在医院身上，仅仅起诉医院，小夏青不会真正得到公道。不过这话记者最终没有说，说了也没意义，除了起诉医院，还可能再追究谁的责任？ 　　 记者告诉张建琦，官司将十分困难而漫长，经济便是第一道难关，其后还有一系列的法律和现实难题，张建琦坚定地告诉记者：“反正都豁出去了！” 　　 当天，张建琦给在家里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让妻子到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作一个血液检查，因为妻子也曾经给女儿输过血，只有先排除了孩子母亲传染的可能性，才能追究医院的责任。目前，结果还未出来。 　　 “我女儿自始自终只在县医院输过血，不论什么原因，责任肯定在他们。”张建琦告诉记者：“你一定要帮我找一个最好的律师，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为了夏青，你们一定要帮我！” 　　 　　 　　 本文涉及未成年人，为方便使用了真名，文字及图片已经当事人确认并同意刊登。 　　 在此我们也呼吁社会有识之士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张建琦父女提供可能的经济、法律和医学帮助，只要您一点点爱心，世界将会改变。 　　 有意者请与本报记者（电话：64022331，Email：dhq010@sina.com）或与李丹（电话：64860252）联系。

原文2001年11月 发表于北京法制报  浏览：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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